我们应该有一部《足球法》

　　陈培德 浙江省体育局前局长，2001年足球打黑风暴中的急先锋。

　　前天我拒绝了采访，当时我认为足球反赌扫黑已经有了一定的结果，我可以闭嘴了。但后来我的老领导告诉我，“你现在还不能休息，还得继续说话，因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早在2001年，我们浙江绿城足球队出了假球事件以后，浙江省体育局就给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协去过一个函，写了一个报告，表了态——“支持中国足协对我管辖下的浙江绿城俱乐部进行处罚，同时建议以绿城为突破口把足球反腐败的斗争能够进行下去，以此为契机，拉开足球反腐败的序幕。”同时提出了三个目标，就是“打假、扫黑、反贪”。我们当时就提到了反贪，目标也是反贪。

　　因为我们坚信，假球黑哨的背后肯定有贪官在保护，在纵容支持。但袁伟民作为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足协主席，对于我们的一腔热血不但没有给予理解和同情，更不要说给予应有的支持和肯定，反而感到反感，不断地放出这样那样的风，对我们施以有形无形的压力。

　　当时就有总局某人士公开对媒体说，“陈培德究竟想干什么，他是在组织足球打假扫黑还是在发泄个人的私愤？”他们说我这是越俎代庖，还给扣上了违反党纪国法的大帽子，说我应该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他们把正义当做邪恶来看待。所以后来的足球打假扫黑会不了了之，半途而废，与总局这种不作为的态度，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我说他不作为这还是非常客气的，“不作为”无非就是官僚主义，无非就是无所事事，实际上从现在已经揭开的这些事实来看，总局尤其是袁伟民，甚至他当时跟阎世铎打了招呼，跟阎世铎说，“中国足球的天塌下来，也是你阎世铎一个人去撑着。”阎世铎一个人能撑得起么？那中国足协主席是干什么的？体育总局是干什么的？他根本就将自己置身事外了。

　　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访谈时被问到，“陈培德说你为什么在书里面该说的没有说，对那段历史只字不提。”他回答说，“这个我能说吗？中国足球问题我能查吗？我能找到证据吗？”实际上他就是不想查嘛。所以说，南勇的问题出来以后，我相信，南勇到了里面以后，本来不想说的，恐怕也不得不说了。现在中国足球的问题在反贪层面上还只拉开了序幕，后面肯定还会有更深入的推进。这次中央的决心已经下到不管查到谁，都要一查到底。

　　足协此时也许会面临重新洗盘的问题，这未必是坏事。中国足球如果来个大地震，正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会。接下来，我们一要问责，二要对现行的足球体制进行反思，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一种新体制将其取而代之。

　　我理想中的新体制，一定要与国际接轨。足球就是足球，不要讲什么中国特色，足球没有什么中国特色，世界上的足球都是一样的，规则也都是一样的。我们足球要走市场化，要把足球当做产业，应该按照市场体制来运作，不能用计划经济体制来操作。

　　我们的体育太留恋计划经济体制了。在中国，体育是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对旧体制依然恋恋不忘，温情脉脉。这个不行。在体育界的十几年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体育改革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外部，不是来自于上层，而是来自体育主管部门内部。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害怕体育体制改革后把机构改掉，把自己的乌纱帽改掉，而不考虑人民的需要，不考虑整个国家的利益。

　　中国足协应该回归其社团的本来身份，不应该代表政府，应该是和国际上的足球联合会一样的。它可以像国际足联那样组织各种联赛，但这种组织不是至高无上的，它的权力应该是有限的，我们应该用法制来管理足球。我一直主张，我们中国应该有一部《足球法》来规范足球的运行。而且我们的《体育法》也到了该修改的时候。现行的《体育法》严重缺乏可操作性，说句不客气的话，它其实就是一部“豆腐法”，什么都保障不了。我们需要的是一部更成熟、更可操作、更刚性的《体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