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报：足球打假扫黑是全社会一个窗口

　　——从南勇“600万”和陆俊“40万”说起

　　传南勇被抓时身上带有“600万”人民币的银行卡和陆俊被揭露出一场比赛受贿“40万”，正在成为目前中国足球打假扫黑潮流的“数字化标志”。这两个数字已足够使天真和善良的人们目瞪口呆于一时——比赛水平和职业化水平都在“初级阶段”的中国足球竟也能出如此“巨”贪？

　　但一场前所未有、声势浩大的中国足球打假扫黑潮流彰显的，却是整个社会构建公平原则、整治腐败的决心和窗口，它的意义其实早已不限于足球和体育的范畴。若单论南勇和陆俊谋取不义之财的两个数字，他俩与时下的一些社会巨贪们相比还只是“小巫见大巫”。

　　据2010年2月11日《中国改革报》傅光明的一篇文章称，“近年来国内查处的违纪案件中，涉及资金动辄上百万元、千万元、甚至过亿万元，少数外逃的贪官卷走巨额资金，有的行贿者甚至用麻袋装着巨额钞票送礼……”2009年9月17日的《安徽市场报》援引中新社消息说，“据商务部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约4000亿人民币，人均一亿）……”

　　房地产则是近年来高额利润的集散地和腐败的重灾区。据日前“东方网”报道：“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处原处长陶建国，因贪污受贿受审，陶任职期间接受开发商贿赂29套房产，他将这些房产悉数出租谋利”；而不久前被查处的另一个贪官、原温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戴国森，受贿房产十几套、几十只每只价值上万元的名牌LV包（因此被戏称为“戴包包”），还有几十斤上等的虫草，有的已发霉……

　　虽南勇的“600万”和陆俊的“40万”，与其他领域巨贪们相比尚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影响巨大、人人皆知的足球打假扫黑却正在朝着最彻底的方向发展。与2002年虎头蛇尾的“龚建平案”根本不同的是，此番打假扫黑从中心主任、到中层管理人员、经纪人、前球员……以及正在大规模整治的裁判圈，据说下一步的“目标”将是现役球员，谁在假黑丑里“混”过，都统统要还，没有“鱼（无论大小鱼）”可以蒙混过关。

　　一次最彻底、最公开、最透明的中国足球打假扫黑，可以视为全社会打假扫黑的一个标志和窗口。

　　1993年，痛定思痛、终于下定决心的中国足球不远万里从德国请来了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个外国主教练施拉普纳，当年“施大爷”还高调出现在万众瞩目的春晚上，并以一根白发拍卖了10万人民币。“施大爷”比早到中国6年的另一名德国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格里西——“文革”后第一个非语言类外国专家，更加凸显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施大爷”“驾到”的同时，中国足球开启了与世界潮流接轨的足球职业化，足球成为中国诸多领域职业化——与世界全面接轨的“急先锋”。虽然那之后中国足球只在米卢的率领下进军过一次世界杯，外教战绩平平，有些“饼才”之类水平还远在高洪波、洪元硕等本土优秀教练之下，但其向世界开放的象征性意义，对于打破近现代的闭关锁国后的死水一潭，则几可成为一个标志。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足球打假扫黑浪潮将以其象征性之意义，为未来其他体育项目、其他领域的打假扫黑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果一个更彻底、更公开、更透明的足球打假扫黑，能为创造一个更干净、更道德、更公平的社会起到一个“前锋”的作用的话，那么这场打假扫黑“比赛”获胜的意义，将远在一次东亚四强赛冠军、一次亚冠小组出线，甚至一次世界杯预赛出线之上。因为，有了这样的胜利，赛场上赢得“必须赢得的比赛”是早晚的事。

　　无论如何，中国足球往往是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