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北京“三高”足校 前女足队长刘英出身于此

　　位于北京海淀区北安河外的人大三高训练基地，地处城乡结合部，校外鸡犬相杂，道路泥泞。汽车开进人大三高足校训练基地后，忽现绿色草坪掩映的齐整红色校舍，一片世外桃源的景色。正是从这个三高足校，走出了前中国女足队长刘英和一批各级国家队国脚。

　　三高俱乐部前身是人大附中校队，1985年本着“道德品质高、文化素质高、运动水平高”的精神，BTV三高俱乐部成立。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介绍说：“三高是本着尊重个性、挖掘潜力、全面发展的理念成立的。最初三高在本校训练，俱乐部负责人李连江为足球运动员开设独立的体育班，运动员餐厅，还‘霸占’了操场，专供足球队训练。全校其他的孩子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操场用不上，我收到了家长们雪片一般的投诉书，于是我就暗下决心要把三高赶出人大附中。我告诉李连江，你到海淀区租个场地训练吧。他们就找到了这里，起初每天开车一个多小时从人大附中跑到这里训练，李连江替孩子们喊苦，要求至少盖一个厕所，我就同意了。后来又要求给孩子们盖一个澡堂，能冲洗一下。接着又要求盖一排宿舍，能给孩子们休息。最终，我们决定在这里盖一所学校。没有经费，我们请来了共建合作单位坦克六师，开来了废弃坦克进行施工，吃尽千辛万苦，2000年三高基地建成。”人大附中本校派来了老师为孩子们上文化课，孩子们终于有了一个能够边学习边踢球的地方了。

　　三高足校从一开始就注重学生的教学工作，摸索了一套体教结合的规律，老师们想方设法通过足球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有一次物理老师为培养孩子们的兴趣，拿巴西后卫卡洛斯的远射作为教材，讲解香蕉球是由于球的周围空气压力不同，而产生了弧线。这样一讲，孩子们立刻来了兴趣。三高规定，每天训练只有一个半小时，考试不及格的球员，不能出国比赛。渐渐地，孩子们明白了知识掌握命运的道理。正是坚持文化课第一位，这里走出了中国足球第一个最高学历的职业球员，前建业球员、法学硕士刘景涛。还有第一个学历最高的国字号球员，前国青球员、现就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周寅猛。今年三高高三学生，有17人考入北大清华等北京重点大学。刘彭芝道出了其中的秘密，三高与人大附中同享教育资源，两地的教学是同步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将三高的成功概括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结合优质的训练资源，三高开创了体教集合的新模式。

　　一般专业体校的成材率平均是10%，现在三高的成材率至少超过90%。由于优秀的球员在高一、高二时都被职业俱乐部挖走，留下来的高三学生基本都能考进知名大学。即便是从职业队退役后，他们也会有一个好的工作。比如刘景涛从建业队退役后，目前任职李宁市场部经理。各地的家长们都慕名把孩子送到三高学习，三高的人材补充形成良性循环。但谁也想不到，三高辉煌的背后却是校长刘彭芝深深的苦恼，钱和编制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三高。俱乐部干了十几年的教练员中，只有老教练边立军一人有教委的编制，三高基地的教育经费究竟由谁来出？三高的模式很特殊，既是学校，又等于是体校。北京市教委副主任郑萼说，目前学校体育的投入，是按照群众体育标准设置的，而三高的人才培养相当于专业模式，这是个矛盾。刘彭芝介绍，2000年三高夺取挪威杯中学生冠军时，就是孩子们自费出国的，但不能总让孩子们掏钱去比赛。

　　刘鹏承认，中国专业体校存在着围墙现象。教育的事，体育口办不好，好的老师不会去体校发展事业，体校教学质量低下。而体育的事，教育负担不起。体育界和教育界各有所长，但对于培养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来说，体教之间存在着无形的壁垒。1996年前后，中国足校达到了3000多所，现在全国只剩下几十所，坚持下来的三高因而成为如今国少、国青队的主要“血库”。足球青少年人口的急剧萎缩，三高的模式才引起了各级政府的注意。今年，竖立在三高外的“围墙”，正在被逐渐推倒。在调研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指出，普及教育应是今后培养体育人才的必由之路，政府将加大投入，建立长效的体教结合机制。目前，北京正在开始足球教练志愿者计划，北京奥林匹克促进会正在推进600所学校进行足球比赛，足球进校园活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