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我从来没说要放弃联赛。联赛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队成绩，我提出联赛实行企业化管理，也是为了提高中国足球联赛水平，只不过足管中心要淡化自身在联赛中的干预行为。”韦迪今晚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这是中国足球谋求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南非考察完世界杯之后，足管中心主任韦迪上周末召集所有中国足协成员前往位于秦皇岛的中国足球学校开会。据韦迪介绍，会议的气氛并不轻松，“因为讨论的都是比较实质性的问题，可能有些人对我讲的还有些不同意见，这也是正常的，对工作问题，大家有意见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
对于在一个赛季中投入数千万元征战中超的各家职业俱乐部来说，他们最关心的莫过于联赛环境的公平和公正。
“我先看了媒体的报道，觉得韦迪‘放弃联赛’简直是无稽之谈，后来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才知道韦迪不是要‘放弃联赛’，而是要‘管办分离’。我对这个态度是支持的。但中国足协喊‘管办分离’已经10年了，却还在靠一个中超公司支撑着。这个公司的前任领导出了什么事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不知道中国足协如何实现‘管办分离’，这应该是分不开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俱乐部当家人说，“前些年国安罢赛，俱乐部和足协谈判，都是希望足协能规范联赛。但联赛不是包给一个公司运作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这个公司没有官方的背景，我们大家能不能达成一致都不好说。”
这位俱乐部负责人对于在足球领域落实“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并不乐观。他认为，中国足球联赛是一个经过了近20年特殊体制侵蚀的怪胎，绝不是仅靠一个联赛管理公司就能扭转运营模式那么简单。
“国外确实是足协组织监管部门和负责裁判，但国外很多联赛俱乐部的性质都是股份制公司，由董事会做决定。咱们中超联赛的俱乐部性质都不一样，虽然也都有董事会，但国企和民企完全不一样，有的董事还是由地方体育局的人兼任着，运营公司管得了地方体育局吗？”
据记者了解，地方体育局与当地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合作，集中在青少年球员培养和俱乐部梯队建设方面的交叉部分，一旦中超联赛管理运营商无法兼顾地方体育局利益，新体制的建立将面临巨大障碍。
“这件事肯定会遇到阻力，但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就遵循守旧，用全新的职业足球联赛管理公司来规范目前的中超公司，已势在必行，下个赛季我们就要做这件事，刻不容缓。”韦迪说，“我们现在已经请了一些法律专家来对中超联赛进行风险评估，对于管办分离和政企分开是要坚决执行的。”
在中国足协对新赛季联赛的改革设想中，足管中心官员不能在运营公司中担任领导职务并领取薪水，“要靠制度来管理联赛，以前足协自己办联赛，自己踢联赛，自己管联赛，所以出了很多问题，现在就要推翻那种不合理的制度”，韦迪说。
“我相信韦迪不为私利全心要搞好中国足球，所以只要新赛季的政策符合中国足球的利益，符合大多数俱乐部的利益，我们都会支持。”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高潮说，“但从现在我从各种媒体上得到的消息看，足协还没有和俱乐部正式谈联赛企业化的事。”
“中超俱乐部反馈的意见将对联赛改革起决定作用，大约在这个赛季末期，我们就要和各家俱乐部探讨改革进程。如果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中国足球的进步，为了中超联赛的规范，那么我相信俱乐部和足协之间就不会有根本性的分歧。”韦迪说，“如果我们不听取俱乐部的意见，直接下发通知，那就和过去的官本位管理没有任何区别。我们聘请职业经理人来运作联赛，主要原因也是为了脱离官办色彩。”
按照韦迪的想法，“职业经理人”的引进将是中超联赛“企业化经营”的最重砝码，“中超联赛至少要前进一大步”。
韦迪向记者强调，下赛季中超联赛的“职业经理人”一定会“公开招聘”，“所谓职业经理人，他要有优秀的专业资质，有大型企业管理经验，有庞大的高端客户资源，如果国内有符合这样条件的职业经理人来应聘并且适合这个工作岗位的话，那么我们就没必要非得请一个国外的专家来任职。”
但即便是称职的职业经理人能够不凭官方背景而平衡各家职业俱乐部之间关系，仍然由足管中心全权负责的“裁判制度”也是联赛新制的隐患之一。
“裁判的补助是中心发还是公司发，这可不一样，我看报道上说裁判还是由中心来派，这个估计有点问题。”有俱乐部工作人员对此表示不解，“既然足协就负责监管，那应该把裁判也交出来，公司觉得这个裁判行就用，觉得不行就不用，要不然还会有官哨的说法。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裁判有问题，但这个赛季裁判的问题还是不少，我们也没办法。”
“裁判涉及到监管的问题。我们会尽快作出最后的《准入标准》和《监管办法》，这个已经改过十多遍了。另外，我们还会和俱乐部一起做好企业文化建设，给俱乐部提供专业性的帮助。”韦迪说，“裁判问题比较敏感，所以我们更要谨慎对待。足管中心的任务一是搭建联赛平台，二是提供规则规范，三是实行监管，这些都会在《监管办法》出台以后提到。”
本报北京7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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