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桂林：当极端成为习惯

　　这边厢，南京有有用故意输球的极端方式讨薪，风波尚未平息；那边厢，青岛赛区又有极端球迷冲入球场飞踹裁判……极端，已然成为中国足球的一种习惯。

　　当然，南京“讨薪门”与青岛“飞踹门”的性质似有不同，前者是为了维权，后者是为了发泄不满，但两者也有着相同点，即当事人内心充满了戾气。这戾气显然积蓄太久，一旦突破临界点，便要喷薄而出，造成相当程度的杀伤力——要么是“自杀”，比如故意输球；要么是“他杀”，比如追打裁判。

　　戾气的源头过于复杂，或是长期遭遇欠薪之类的不公平对待，或是球场腐败愈演愈烈得不到根本的治理，或是贫富相差过于悬殊使人心理扭曲……凡此种种，都折射出种种极端事件背后，有着深层的原因，既然正常的渠道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就只能采取非正常的渠道寻求解决之道。

　　事实上，极端的方式，大多数时候也行之有效。如果不是0比10故意输球引起全国上下关注，南京有有长达18个月的欠薪，哪里有可能得到解决？而青岛“飞踹门”主角自我“牺牲”，虽有可能造成青岛赛区遭遇处罚，但无疑会令裁判执法青岛队比赛时小心翼翼，如此，这个充满戾气的施暴者，完全有可能被青岛球迷甚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球迷视为英雄。

　　也因此，恶性循环的形成无可避免——正常渠道缺乏，于是极端，于是解决，于是再极端……明眼人不难看出解决之道何在，但这又是一个似乎谁都难以突破的难题。比如球场腐败，岂是靠抓几个腐败分子就能解决的？按下葫芦浮起瓢，在一个信仰缺失、金钱至上、投机取巧、规则又不健全的联赛中，中国足协恐怕也有心无力，将矛头对准他们根本无济于事。

　　公允地说，极端事件在欧美足坛也不罕见，世界杯之后德国球迷枪杀两名意大利球迷，轰动一时。令人苦涩的是，我们的极端大多数时候带有表演性质，而人家的极端竟是这样的实打实。就连极端，我们也显得很不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