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时行：我的桥牌往事

　　1950年，我从重庆分配到四川南部一个偏僻小县城工作。这个县城非常小，城区面积仅一平方公里左右，人口不到5000。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在工作中竟然结识了几位桥牌爱好者，刚好凑成一桌。

　　后来，在中学、银行等单位又陆续发现四名桥牌爱好者，加上新学会的几个，打桥牌的人数增加到十几个。这样，我们不仅平日休息时能打桥牌，星期日甚至可以打一场队式赛。在这样一个闭塞小城，有这么多人打桥牌，让我非常欣喜。

　　然而，好景不长，在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桥牌被视为资产阶级娱乐活动，不少爱好者为此受到批判，另有七八个人因各种原因被划成“四类分子”，以至于我们这支业余桥牌队的活动被迫停止。此后的一年夏天，我因病住医院时，竟遇到了三个同我一样的所谓“四类分子”牌友，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副扑克，于是我们在医院打了三天桥牌，算过了一次牌瘾。

　　时间到了“文革”中期，在机关干部中悄然兴起一股桥牌热，出现了一批新牌手，我们的队伍扩大到了近20人。再后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桥牌恢复了名誉，成为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我所在的县也成立了桥牌协会，拥有会员四十多人。除组织比赛外，县桥协还组队参加宜宾市成人组，老年组，双人组等各类比赛，成绩还不错。成人组和老年组先后获得市级队式赛冠军两次，亚军和第三名各三次，双人赛冠军三次。我与一位牌友还曾入选市老年队参加省级比赛，为市队从乙级队晋升甲级队立下汗马功劳。

　　可惜的是，随着我们这一代桥牌爱好者逐年衰老，打桥牌的年轻人不多，目前这个县城的桥牌在走下坡路。我真的希望这里的桥牌能够恢复曾经的热闹和蓬勃。

　　刘时行（四川省屏山县地方志办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