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体育日报：感动是一种需求吗？

　　文/张晓露

　　孔孟学说痴迷的明代，因为“孝”衍生出张居正的“夺情起复”事件，伦理二字让当事人面红耳赤江河澎湃，然而历史很快证明不过源于宫廷夺权，伦理和孝只是借口。值得一提的是，“丁忧”、“夺情”制度就算在那时也仅限于“内外官员”，平头百姓应没这待遇。

　　父亲过世时柏佳骏随队出征，由此产生了一些伦理孝道的讨论——当然讨论本身不是坏事。报道柏佳骏家事有什么误解，责任主要在我，也许写报道时掺杂了个人因素，且出于“语文课本里有很多同样的感动”的熏陶，因而在描述时也许有些刻意地导向，才引出这番道德伦理的探讨？那我难辞其咎，在此一并道歉。

　　但还是要补充几点：

　　第一，之前没有任何人迫使19岁的柏佳骏做公或私的选择，就像我报道中阐述过，在队伍出发之前他是由球队特别批准放假回家，守在父亲的病床前的。照顾、陪伴、聊天，然后赛期临近，拿着行李出门……如果我在相同的位置，我也会理所当然地相信比赛回来依旧能看到父亲，而绝不会预见到父亲当天几点会去世……

　　其次，病危的事实并非朝夕，从去年10月发现病情时已经到了无法救治的地步，到现在为止病危通知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甚至几十次了。在此期间，确实，柏佳骏没有为照顾父亲而彻底放弃足球，而且还踢了大多数联赛，还入选了国青，参加集训比赛，还将参加10月份将举行的亚青赛决赛阶段比赛……但是不能否认，他在有限的假期里没日没夜地照顾父亲，在球场上碰得头破血流拼出半条命去，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因为父亲的期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徐根宝也好范志毅包括柏佳骏本人也好，绝没有因为一场比赛一个位置而考虑“隐瞒”，即使不考虑柏佳骏母亲的关照，根宝他们还得考虑什么时机告诉队员合适，对他的影响能最小。毕竟，当时他们已经身在南京，还要面对一个安排返程途中的稳妥性问题——谁也难以预测这样的消息对一个年轻人造成的打击多大。后来，还是在赛前公开了这件事，参加不参加比赛？这次真正需要柏佳骏选择……

　　说这些琐碎的事实就是为了证明：整个过程都是自然而然的，是人性的，从没有人去刻意追求什么“需要的感动”。

　　说到底，感动是一种需求吗？

　　回过头来想明代丁忧制度，记得是“自闻丧日起……守制二十七月”，不由让人为柏佳骏捏一把汗，然而《礼记正义》又记载：“若值国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礼，故从权事……”让他怎么选择？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