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陆俊落马谈起：分清是非是最大的“利益”

　　在一个信息爆炸、学科纷杂、众说纷纭，好中有坏、坏中有好的多元化时代，如何分辨最简单、最基本的人和事的是非？过去很多年，中国电影一开演就被观众分出了谁是“好人”、“坏人”，曾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败笔——太过简单化和脸谱化。但是“好人”和“坏人”的概念过时了吗？

　　八年前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足球打假扫黑风暴，最后以只抓了一个受贿10万元的“好人”龚建平收场，令人尴尬非常。为什么“黑裁判”还是家人、同事、学生和邻居眼中众口一词的“好人”，为什么一场风暴最后只抓了一个“好人”？没人出面解释，还是没人能出面解释？所以最后的说法不得不是：龚建平是“坏人中的好人”？八年后，随着据说受贿数额早已上了百万的“金哨”陆俊被拘，以及多年来其种种恶习的浮出水面——仗势欺人、横行霸道(有一次差点出手打一个足球元老)、打压同行……八年前就应该先把他——很多人眼里的一个“坏人”，而不是“好人”龚建平抓起来的尴尬，越发地凸显出来。

　　也许相关的新闻只是猜测：陆俊其实早就在公众和足球圈怀疑的“坏人”范围内，一场比赛受贿20万元的官司以某媒体败诉并没有洗清他的多项嫌疑，但为什么没有“动”他，因为他是中国唯一执法韩日世界杯的裁判，甚至他几乎可以称之为中国足球裁判的一面旗帜，2002年世界杯前“暂时”不“动”他，是为了维护中国足球更大的“利益”？

　　但什么是更大的“利益”？“暂时”没有“动”陆俊也许“暂时”给了世人一个中国足球风平浪静、抓了一个龚建平后“形势一片大好”的假象，加上米卢带队有史以来第一次打入世界杯，庆功会、竖铜像、戴高帽……一片歌舞升平，皆大欢喜。但这一“暂缓”却使得中国足球坏人得势、毒瘤蔓延、癌症扩散般迅速烂了下去，八年后旧案重拾，已是三位副主席、一大堆中层、裁判、俱乐部管理人员……皆深陷泥潭无法自拔，中国足球的形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无论是韩日世界杯之前，还是之后，抓一个“好人中的坏人”裁判会怎么样，会多大程度上损害中国足球“更大的利益”？一如此番谢亚龙案发，立即就有“恐影响到中国申办2026年世界杯”的说法接踵而来，又是布拉特“基本不支持中国申办2026年世界杯”、又是“哈曼表示若亚洲申办2022年世界杯成功、中国不能申办2026年世界杯”……且不说中国足球眼下的打假扫黑与七年后申办世界杯根本挨不上，就是挨得上、为什么不是一个清白、公正的中国足球更有利于申办世界杯？或者，一个清白、公正的国内足球环境比“暂时”的申办世界杯更重要，是更重要和更长远的“利益”？

　　什么是一个人最大的“利益”，是“名和利”，还是“是与非”？我想起当年赵朴初谈周恩来总理诗的故事。周恩来一生没有子女，没有财产，为了国家、民族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年轻时曾做过很好的现代诗，但后来为了大局从此搁笔再没写过诗。赵朴初在谈到周恩来“自我”境界时说，周恩来看似舍弃“自我”、没有“自我”，其实是最大的“自我”。被后人景仰、成万世楷模乃最大的“自我”、最大的“利益”，而眼前的“名与利”不过是蝇头小利。一个个体是如此，一个群体当然也是如此。一个清白、公正的体制，是中国足球的立身之本，是一切一切的基础；以足球的公平竞争给全社会树立一个泾渭分明的“是与非”标准，是最大的“利益”所在。

　　八年后陆俊终于“进去了”，是一种迟到了的正义，还是只是堵上了一个漏风了多年的大窟窿？亡羊补牢，只是未为晚矣，中国足球要除恶务尽、建立清白、公正、完整的现代法律法规体制，显然还任重而道远。“好人”和“坏人”的概念还远没有过时，分清是非还是中国足球最重要的任务和最大的利益。(周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