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职业化之路为何摇摇晃晃

　　管办分离也要有条件

　　汪大昭：中国职业体育管办不分，有其长期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也是改革的一大难点，现在呼声虽高，但是彻底解决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李长云：三大球联赛中，排球联赛的特殊之处在于主办单位是中国排球协会和中央电视台。中国女排的影响力，加上强势媒体的支持，使女排联赛得以勉力运转。实际上，中国排协一直把男、女排联赛捆绑“销售”，也属无奈之举。作为联赛的基本组成单元，俱乐部的结构、体制、功能都与“职业”二字相去甚远。

　　在过去的十几个赛季里，排球联赛始终不温不火，多数球队没有固定的主场，还经常出现球队没有拉到赞助商而“裸奔”的尴尬。现在，不少球队的主场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转移。这些城市和赞助商之所以结缘排球，看重的是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球队不仅没有归属感，也很难培养稳固的球迷群体。

　　陈晨曦：2004年中超问世，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提法就已经响彻中国足坛。那时，以大连实德为首的7家中超俱乐部发动强硬对话，希望从中国足协手中获得联赛的管理、监督、分配和经营权。这和上世纪90年代初期英国足球改革的情形有相似之处。当年，同样因不满英足总的官僚做派，十几家顶级俱乐部脱离足总管制，自立门户，英超联赛得以成型。中超俱乐部的诉求最终还是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2006年，中超公司成立，足协和俱乐部可以分享话语权，联赛拥有了新的运行模式。足协在中超公司中是绝对的大股东，36%的股份属于足协，剩下的16家俱乐部平分，每家占4%。

　　中超公司前总经理郎效农曾经表示，逐步改变政企不分、管办不分的联赛运行模式，需要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协调足球领域各种资源配置的组织，大体上类似于英超联赛的职业联盟，具有法人资格，这样才能规范有效地运作整个联赛。他建议将中超公司和中超委员会结合成一个统一体，在足协的管理下运作中超联赛。

　　联赛完全脱离足协的管理是不行的。即使是英超联赛，职业联盟也是由20个英超俱乐部的普通股和英足总的特殊股组成，由于英足总在重大事宜上拥有一票否决权，所以，英超许多事宜还是要由英足总审批。

　　固有矛盾不会迎刃而解

　　汪大昭：俱乐部应当是最希望实行管办分离的，使自己从纯粹被管变成管理的参与者。

　　薛原：所以，国内的职业联赛，无论足球、篮球、排球，如果真正用职业体育的眼光去打量，运行方面的欠缺暂且不说，仅在结构上就存在着不少问题。

　　管办分离的概念，在中超和男篮联赛，体现为联赛董事会或委员会的形式，可以就联赛中的一些问题做出决策。但操作层面依然由国家体育总局的足球或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来落实。作为主办方的项目协会与各家俱乐部是否能在联赛运作思路上达成一致，如果出现矛盾，能否按照职业体育的规律去看待和解决，现实中还有待观察。

　　比如，男篮联赛的外援引进方式，前几个赛季采用过集体选秀制，篮管中心找来几十个外援，由各家俱乐部倒序摘牌，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私下挖角，哄抬身价，缺点是难以吸引到更高水平的外援。后来又放开俱乐部自主选择权。近两个赛季，外援水平的确一路看涨，名气和身价双双走高。但一些月薪原本只值两三万美元的外援，被哄抬至翻倍。这让一些俱乐部觉得吃不消、不合理。于是，现在又讨论是否恢复集中选秀。

　　其实，措施总是有利有弊，很难做到皆大欢喜。从联赛制定规则的层面出发，自然要在利弊之间做个取舍与决断，一以贯之。否则，众口难调，大方向不清晰，难免朝令夕改。其实这些联赛整体运行的细节，体现的也是联赛职业化的程度。

　　李长云：国内三大球联赛的首要任务是出人才，同时又要在人才和市场之间找到平衡点。但从实际发展情况以及国际大赛成绩看，搞联赛和出人才似乎又无必然联系。排球联赛打到现在，不仅在商业运作方面尚难言成功，而且在提高我国排球水平方面也没有显著成效，国家队甚至还有所退步。

　　急功近利势必人才短缺

　　陈晨曦：说到人才，还要以日本J联赛为例。在日本，棒球曾经是无可争议的第一运动，但是随着J联赛的兴起，日本足协以此为契机，将足球运动渗透到孩子生活中去。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多，足球已经可以和棒球分庭抗礼。这得益于日本职业足球百年大计的长远和深耕。

　　北京国安俱乐部在联赛创立之初只有一支成年队，1998年买断以北京青年队为班底的威克瑞队，暂时解决了后备力量空缺的燃眉之急。当时，类似北京国安的俱乐部不在少数。

　　中超联赛俱乐部想打造“百年豪门”，青少年的培养不可忽视。像山东鲁能，已经从规范的后备力量建设中有所收获。但也有一些俱乐部的梯队建设仍难以达到足协规定的标准，甚至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二线队伍。在他们看来，与其大笔投入建立梯队，不如花钱买几个有希望的苗子。

　　2011年，在中超联赛新的俱乐部准入标准中，明确规定每支俱乐部需要拥有4级青少年梯队，年龄跨度从19岁以下直至10岁以下。不过，俱乐部究竟执行得如何，是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有待观察。

　　薛原：中国男篮从1994年世锦赛上首度闯入八强，到2008年奥运会，千辛万苦还是第八名。虽然战绩没变，这十几年间，中国篮球自身运转体系则发生了很大变化，职业联赛成为主导国内篮球市场、篮球资源的最大杠杆。如果仅以世界大赛的成绩衡量，联赛对于后备人才的培养和提升是否没多大作用呢？

　　1996年的“黄金一代”，是在体工队体系下培养出的精英。正是因为大球项目投入很大，很多省区体工队砍掉篮球项目，导致后备人才出现断层。职业联赛推行以来，不可否认，有些俱乐部出于对战绩的渴望，会认为引进球员的效果立竿见影，比培养球员来得划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从“投入产出比”计算，还是战绩本身衡量，培养后备人才，都是俱乐部良性发展的源头活水。

　　联赛初创之时，广东宏远招募了一拨退役国手，打到亚军，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后备人才链，很快陷入低谷。俱乐部咬了几年牙，将很大精力放在青少年培养上，最终推出杜锋、朱芳雨、王仕鹏这拨球员，开创了联赛的“宏远时代”，他们也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如今，与宏远同城的新世纪俱乐部也在青少年球员培养上投入大手笔，这个赛季打进联赛前四，靠的正是逐渐显山露水的新人。因此，当职业联赛发展到一定阶段，重视后备人才培养是俱乐部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职业体育之所以能够繁荣，正在于更充分开掘社会资源，包括人才。

　　至于中国篮球近些年来的人才断层，非职业联赛之过，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唯有更好地推进职业联赛，才是真正的水涨船高。

　　汪大昭：职业体育涉及太多方面，有总也说不尽的，也有一时说不清的，相关话题日后再议，也望大家持续关注，多提建议。相信好戏还在后面。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