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晚报：在大运的校园里看到未来

　　深圳晚报评论员 李剑南

　　8月17日晚，水晶石，田径场上的百米飞人大战有了结果。博尔特的两位“小老乡”哈维和鲁塞尔分别摘得男子与女子100米金牌。来到大运会，“飞人国度”仍然保持着令世人震惊的速度。

　　牙买加选手的速度秘密在哪里？也许我们可以在13日开幕的FISU学术大会上找到答案。许多人认为牙买加短跑选手之所以如此出色，背后肯定有美国等田径强国的名师调教，但牙买加大体协主席、金斯顿科技大学体育系主任戴维斯教授则告诉我们，包括博尔特、鲍威尔等一些牙买加短跑名将都是地道的“牙买加制造”。戴维斯说，在牙买加，跑步就是全民运动，牙买加人喜欢奔跑，孩子们通常从4岁就开始练习跑步。早在1910年，牙买加就建立了全国高中田径比赛，到如今，这项已超过100岁高龄的悠久赛事历久弥新，每年有2000名学生参加，观众多达3万人。戴维斯提供的数据表明，牙买加17岁至19岁的青少年各项短跑纪录比起世界纪录也只是稍有差距。鲍威尔、博尔特之所以诞生在牙买加，除了天赋，牙买加人从幼儿园“跑”到大学的完备机制与雄厚基础或许才是真正孕育“飞人”的土壤。

　　再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大运会游泳赛场。同样是在17日，美国游泳选手菲利普斯站上了100米蝶泳的冠军领奖台，这已经是他在本届大运会上拿到的第三枚金牌了。因此，与菲尔普斯名字相近的他也被称为山寨版“菲鱼”；但他将来未必不会取菲尔普斯而代之。菲利普斯因而将大运会看做他进军伦敦的跳板。

　　在大运会游泳赛场，几乎每一支有夺金实力的队伍中，或多或少都有参加过刚刚结束的上海世游赛的队员，其中不少还是世游赛的奖牌得主。然而，在本届大运会上，世界泳坛劲旅美国队却只派出了一名世游赛选手出战，而且这位选手在上海参加的是公开水域25公里项目，在大运会上则参加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角逐。

　　为什么不派实力更强的选手参加大运会？这是美国游泳队的选拔机制决定的。在美国，针对世锦赛和大运会的选拔同时进行，早在2010年下半年，各项选拔就开始了。各单项比赛中成绩最好的两名选手有优先选择权，可以在世锦赛和大运会之间选择参加其中一项，但不能两项大赛都参加。菲尔普斯因此与大运会失之交臂，菲利普斯则得到了一次在国际重大赛事上扬名立万的机会。

　　二选一的机制表面看来在泳道中为美国队设置了障碍，事实上这样的机制保证运动员不在短时间内连续参加重大赛事，降低了过度疲劳而受伤的可能性；同时，有限的机遇更公平地分配给优秀选手，美国大运队与世游队的组成并无本质区别，但平均年龄更小，在经历了大运会的洗礼后，“更年轻的一拨”将有实力与自信向菲尔普斯们发起挑战。表面看来，菲利普斯而不是菲尔普斯出现在大运赛场上，似乎是美国队对大运会有所轻视，但认真分析，正是因为对“未来”的重视，使菲利普斯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获得了宝贵的机遇。

　　在美国，几乎所有从事专业体育训练的运动员都由大学培养，比如菲尔普斯是密西根大学的学生，罗切特则是佛罗里达大学的学生。因而，对于美国队来说，参加大运会不存在资格的困惑。

　　而中国游泳队的大学生运动员，则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专业运动队退役，以体育特招生的方式进入大学，再代表大学队参赛，他们的竞技巅峰已过。另一类则从没接受过专业训练，只是比其他业余选手勤于练习，水平比较突出。对于他们来说，大运会就是终极舞台，而很难成为从菲利普斯通向菲尔普斯的跳板。

　　从牙买加的全民皆跑，到美国泳军的大学培训平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在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过程中还需要些什么。事实上，本届大运会鲜明地提出“回归体育”，将体育竞技与全民健身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将体育与教育更深入地融合在一起，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我们的观念在转变，我们的尝试从来没有停止。

　　理念的回归，必然带动全民体育事业的迈进。以深圳为例，据统计，深圳全市每年要举办1600多场次的全民健身赛事和活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达到420多万人，体育人口比例超过40%。具体到本届大运会的举办，早在规划、建设之初，大运场馆就与惠民的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新建场馆满足比赛需要和赛后使用”、“主场馆建设结合城市未来发展规划”……有了这样明确的指导原则，大运场馆自然而然围绕着寻常百姓家布局谋篇。

　　具体操作中，深圳大运会的场馆规划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是有意识地向原特区外倾斜。在深圳为大运会准备的63座场馆中，新建的21座，其中13座位于原特区外，占新建场馆总数的62%。其二是有意识地选址于学校以及社区周边。统计显示，63个场馆中，位于学校内的场馆25个，占场馆总数的40%，21个新建场馆中，位于学校内的场馆就有10个，接近一半。这种布局在充分满足比赛需求之余，更重要的着眼点在于赛后能够迅速转化为群众体育场所。

　　1948年伦敦奥运会，牙买加仅获3块奖牌，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牙买加取得了11块奖牌，其中9枚奖牌获得者是本国培养的运动员。戴维斯说这是“水到渠成”。我们可以理解“水到渠成”的背后，是怎样一块全民健身的丰厚土壤。

　　话题回到校园。在本届大运会上，中国代表团505名运动员中，有28人挂着复旦大学的校徽。这是仅次于北京体育大学的第二大学生军团。“散养”、“宽进严出”、“平等学习”，是复旦大学生运动员身上鲜明的烙印。区别于一些高校将高水平运动员编入一个院系的做法，复旦大学男排的12名队员分别来自新闻、法律、中文、历史、经济等多个专业。小伙子们外语流利、专业课精通，他们会为没有得到A而伤心，他们会为自己的硕士、博士梦而秉烛苦读，在每天的一个半小时训练之外，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复旦学子。在体育成绩与学业课程之间，这支运动队努力寻找着平衡，事实上也在为我们的大学体育运动发展之路尝试着不同的可能性。

　　去年，复旦排球队打了4个月的全国男排甲A联赛，学校认为耽误了太长的学习时间，所以尽管新赛季还有参赛资格，复旦还是主动放弃了。以体育促教育，以体育文化丰富、完善校园文化，复旦的着眼点不仅仅是拥有一支装点门面的运动队，而是体育精神在校园中的真正扎根。

　　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大学校园能够逐步形成一套全面完善的体育教育体系，像胡凯那样的“博士飞人”不会是特例，能够孕育出菲尔普斯、菲利普斯的高水平大学生比赛，也完全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校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