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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影响中国年度人物:刘翔获提名 孙晋芳当选

2011年12月25日11:53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孙晋芳。摄影/ 本刊记者 甄宏戈
孙晋芳。摄影/ 本刊记者 甄宏戈
7月5日,孙晋芳和李娜在北京法网冠军庆功会上。 图/CFP
7月5日,孙晋芳和李娜在北京法网冠军庆功会上。 图/CFP

  孙晋芳:务实的实验者

  “举国体制价值观的最高目标是为国争光,职业网球的最高目标是个人价值的最大化。我没有办法,只能找平衡点。”

  获奖理由★

  李娜和其他网球“金花”的职业成就,受益于北京奥运会后的“单飞”试验。这项改革需要的勇气与智慧,或许只有它的主导者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最能体会。大胆的改革,顽强的坚持,明智的进退,孙晋芳终于探索出一条既继承计划经济体下举国体制的优势,又和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竞技体育发展、管理的新思路、新模式。40年职业生涯,孙晋芳对中国体育的贡献值得我们铭记。

  简介:孙晋芳,女排五连冠时期的队长。1983年任江苏省体委副主任。2001年任国家体育彩票中心主任。现任国家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言论:“举国体制价值观的最高目标是为国争光,职业网球的最高目标是个人价值的最大化。我没有办法,只能找平衡点。目前,中国没有举国体制是不行的,但举国体制要不断完善,根据不同的项目做不同的改革,不然走到最后是走不下去的。”

  本刊记者/唐磊

  一个上午,孙晋芳不断地喝水,以促进血液循环。身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症,一直靠药物维持,旁人不易察觉。

  “实际是力不从心的。”孙晋芳说,“也许是女排留下的毅力。那个时期的经历,不光是留给我鲜花和掌声,主要还是留给我信念。”

  和许多其他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不同,孙晋芳有过辉煌的运动生涯。她熟悉运动员的心态,了解国内体育体制的优劣。

  作为老女排的队长,“为国争光”是伴随着她这代运动员一辈子的最高信念,但这种信念如何与当今职业化的体坛对接,她已明白:“改革是顺从网球的发展规律。如果不改,水平永远上不去,一定要融入职业网球潮流圈子去,这样才能为国增光,不然就是空话。”

  “从没有这么大的官和自己交心”

  为丈夫找好保姆,将女儿送到国外读书,安顿好家里的一切后,孙晋芳调入北京。2004年,她出任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上任之初,很多人跟孙晋芳提到很有天赋、但已经退役两年的李娜,都觉得可惜。“当时的体制,和某些工作方式让她很压抑。她当时是在一种崩溃的状况下退役的。谁都拿她没办法。”孙晋芳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退役后,她上了两年学,应该能冷静思考了。我觉得她肯定不舍得割舍网球。”

  孙晋芳奔赴武汉,约正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专业读书的李娜谈话。孙晋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李娜很多情况,甚至细致到李娜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私事。

  “你这么苗条淑女,我很吃惊。你真不像个运动员了,很秀气。”见面时,孙晋芳对李娜说。

  谈话中,李娜对于毕业后的生活并没有多少计划。

  “你还想不想打网球?”孙晋芳问。

  “还有兴趣。”李娜说。

  但是,李娜讲了很多顾虑。孙晋芳一一开导。最后,孙晋芳向李娜承诺,接下来在国内举行的三站比赛,都发其比赛外卡,使李娜有资格参加比赛。通常网球赛的外卡发给赛事举办国的本土选手,及一些排名积分不够和有其他特殊情况的选手。连续参赛,能让李娜如愿拿到出国参赛所需的积分。

  除此之外,孙晋芳还答应李娜可以自己选教练。最后这一点,是国际职业网坛的通则。在职业网坛,选手永远是老板,他们有权挑选自己的教练。教练间的竞争很厉害。

  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这让湖北体育局的领导很惊讶。此前他们和李娜谈话,常常是话不投机,五分钟就结束了。

  李娜恢复训练一段时间后,孙晋芳再次到武汉看望她。运动员退役后复出,找回昔日状态过程中的不易,外人无法理解。运动员出身的孙晋芳却很了解,她希望给李娜多一些鼓励。

  这时候,李娜正处于烦恼中,一方面是恢复训练的艰苦,另一方面,省里得知李娜准备复出的消息,开始动员李娜参加全运会。这是李娜一时无法接受的。当初退役,就是因为无法忍受从地方队到国家队一系列僵化的管理,看不到从事这项运动能为自己带来什么。这次的“被动员”和一些其他类似的事情让李娜又有些动摇。孙晋芳再次开导李娜,代表地方队参加比赛只是回归运动员生涯的一部分,在此之外仍可以参加网球职业比赛为自己赚取职业声誉和物质利益。

  “职业网球能赚很多钱。我们没赶上好时候,我们做运动员时国家利益至上是每个人的义务,没有提个人利益。”孙晋芳又一次开导李娜说,“现在你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你又有天赋,你为什么要和钱过不去呢,过好生活,是要有物质基础的。”

  对于那次谈话,李娜曾说,从没有“这么大的官”这样和自己交心,还少有地谈到“实现个人想法”。

  这是2011年中国网球传奇突破的开始。

  李娜夺冠带来的影响,不是现在能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的。” 孙晋芳说。

  为了成绩的改变

  直到现在,孙晋芳仍认为自己的选择属于“误入歧途”。从梦想当兵、当列车员走遍全国,到17岁那年在校运会上被选中打排球,每一步都不是孙晋芳最初的愿望。

  退役前,江苏省想方设法让孙晋芳回家乡任职,为此还在南京给孙晋芳介绍对象。

  “2000年底调我到北京,我不太愿意,因为更习惯南方的生活。”孙晋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做事的过程中,我发现,如果做一个行业,你不在最高的决策位子上,你很难实施,这点我深有体会。我只有在这个位子上,才能达到我预期的目标。”

  2004年,孙晋芳调任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彼时,中国网球成绩不佳。调孙晋芳的目的明确,让她想办法提高该项目成绩。

  早在2000年,网管中心就曾提出中国网球职业化的构想队员不但要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等国际、国内比赛,还要参加职业比赛。

  但由于经费限制,教练和队员还是抱怨比赛机会太少。曾有统计,在2003年,如果一个球员在一个赛季要打25周比赛,差旅等费用需要10万美元,这已经超过了当时网管中心一年的经费。

  “教练、队员如果不走出去,是不知道国外先进网球是怎样的。”孙晋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赛需要经费,财政只是给吃饱的钱。我们首先用网球队这个无形资产和企业谈,拉来了一大笔资金。”

  由于参赛少,国际排名积分低,很多国际赛事,中国队员没有资格参加。即便一些级别较低、参赛积分门槛不高的赛事,常常也要等别人退赛,参赛名额空缺,中国队员才有资格替补参加。

  孙晋芳第一次跟队出国比赛,发现国外球队在赛后有很详细的数据统计,赢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输的,都在统计上有反映,但中国教练常常忽视这一点。

  “第一个要解决比赛期间怎么训练。很多项目都是以4年一次的奥运会为目标,比赛是有规律的。但网球是边赛边练。第二要解决无效训练的问题,这些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既要保证训练,又要保持比赛时的体能。第三是解决一个赛季周期划分的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孙晋芳意识到了中国网球“走出去”的现实问题。

  2005年开始,大量外教被请入。

  “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请不同的外教,同时也是为了带动中国教练的水平,来让他们跟外教的思想理念碰撞,从不适应到适应。我当时提出了十六字方针: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相互融合,共同提高。”孙晋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外教对中国的队员、国情都不了解,中方也对外教不理解,产生了很多矛盾。”

  一堂训练课,外教从头站到尾,从头讲到尾,这些很多中方教练做不到。外教因人而异安排训练,而中方教练常常使用一种模式,有的中方教练能发现队员存在的问题,但找不到解决方法。

  对比中,中方教练的不足很快显现,不满也开始了。

  “从刚开始欢迎外教,到后来想把外教推出去。在训练的过程中说,有人说,(外教)也不过如此嘛。”孙晋芳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不仅不能让外教被孤立“赶走”,还要将外教这个资源共享扩大化。队内被要求每天晚上业务学习,中方教练可以向外教提问,解决自己训练中的疑惑,但中方教练无法提出问题。

  “我非常着急。”孙晋芳说。于是,她列出了很多如何管理、训练的问题交给中方教练,要求大家完成后上交。这些“作业”逼迫大家发现问题,国内教练终于开始请教外教。

  单飞与举国体制并行

  2005年5月,李娜世界排名上升至第33位,越来越多的国际赛事,为李娜带来了更多的奖金、赞助、积分,这个时候从国家队或地方队的集体中脱离,李娜也能自给自足。但复出两年,她没有获得更多的自主权。

  2005年十运会网球女单半决赛,李娜负于彭帅。赛后,李娜抱怨说:“国家队有很多体制不是很好,如果可以将队员的成绩和奖金挂钩,应该会更好一些。”她的话被外界解读为“炮轰国家体制”。

  2006年,不光是李娜,一些成绩好的队员也开始闹着希望有更多的自主权。媒体开始为她们叫屈。

  孙晋芳都看在眼里,但她知道,根据前两年的改革,队员完全适应职业化还有一定困难,更何况2008年奥运会在即,不能出任何岔子。

  “队员随着成绩的改变和融入职业化以后,个性张扬非常明显,跟我们那一代运动员完全不一样,光靠教育是没用的,管理要符合社会的发展。”孙晋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们对体现自我价值的诉求非常高,和我们管理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比如,网协拉到一笔赞助,她们就考虑我们能拿多少,不愿意参加推广活动,这是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

  按规定,比赛奖金的50%归队员。但队员对这种分配方式越来越不满意。“我怎么办?我改不改?一定要改革。”孙晋芳说。

  上缴国家的那部分是不能动的,孙晋芳就协调网管中心的15%不要了,并动员省市、地方也暂时放弃应得的10%。

  “这在体育总局是不可能的,我也不管总局领导同不同意,否则无法走下去了。往上级报的时候,我就讲网球的特殊性,目前的分配体制是不符合网球的特点的,举国体制和职业化这两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希望局领导理解。领导说,你就大胆改。”孙晋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网管中心内部总的来讲是觉得这块钱没了,少了好多。但项目中心的最大目标是取得优异成绩,这会带来更大的蛋糕。实践证明就是这样,而且这样做解决好了举国体制和职业化的问题。不融入职业化,就不可能争光。我们提出,以职业化为手段,以为奥运争光为最高目标。”

  这种方式让局面平静了一段时间。

  2007年,成绩优异的几名队员纷纷提出要“单飞”。但奥运在即,“政策出台有时机的问题,如果掌握不好,就毁于一旦。我跟她们说,2008年完成任务。给你们最宽松的选择权。”

  2008年初,网管中心开始研究职业化后的管理问题,总结队员和网球中心的矛盾以及个人诉求。

  最终达成共识:第一,队员认为奖金是靠自己的成绩挣来的,自己应该多拿。虽然网管中心跟她们说从小国家培养等问题,但她们认为自己已经为国争光。第二,从管理模式上,不应该过多制约运动员。

  “队员来找我谈话,我都讲你们很对,我也是运动员出身,我能理解,所以我改革,突破了总局很多的政策。这个过程中很多利益要考虑,不可能一步到位。”孙晋芳说,“这个过程要让她们了解。不能发火。”

  关于焦点的奖金问题,最终出台的政策是,队员拿92%,上缴的8%用于青少年发展基金。

  2008年底,网管中心拿出了方案供运动员选择,选择“单飞”后,队员和网管中心是一种契约关系,中心规定什么比赛要代表国家出战等问题。

  同时对于单飞的队员也严格界定,凡是积分排名进入世界前50名的队员才有单飞资格。

  而不单飞的队员,仍按照原有的举国体制训练和比赛、生活。

  “举国体制价值观的最高目标是为国争光,职业网球的最高目标是个人价值的最大化。我没有办法,只能找平衡点。目前,中国没有举国体制是不行的,但举国体制要不断完善,根据不同的项目做不同的改革,不然走到最后是走不下去的。”孙晋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明年奥运会后,我要做的是,未来运动员培养模式怎么和省市接轨。让运动员做文化健全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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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兰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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