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谁是最可爱的老人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
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
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
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体育画报》主笔 王游宇
“王同志，你是要收集志愿军历史吗?”汤黎好几次这样问我。她今年81岁，是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女子排球队传球手。
被这样一位长者叫同志，让我内心挺震动的，我向她解释，谈不上在收集历史，只是想知道六十年前的一些往事，只不过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这些故事会很精彩，会很感人。
我第一次知道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一个运动队，还是在今年春天。我在成都见到从国外回来探亲的胡云浦，他曾先后担任成都军区和四川省男子篮球队教练，他说自己曾是中国志愿军篮球队队员，这么多年在国外始终有个牵挂，就是当初志愿军体工队的老战友们。
胡云浦已是八旬老人，令人伤怀的是，这些年聚少离多，老战友开始逐渐凋零。我请他帮我张罗，见一次这些老兵。今年十一后，人在国外的胡云浦帮我拉了个场子，在北京大悦城的全聚德烤鸭店，我见到了在京的志愿军体工队的大部分老人：大队长方震、男子篮球队长沈瑞明、队员谈非平、陈一民、男子足球队长李汉铭、男子排球队员王正光、女排队长涂宝琨、队员汤黎、龚翠芳、贺蔚媊。其中沈瑞明和汤黎是一家子，谈非平和贺蔚媊是一家子。
之所以在全聚德聚会，是因为老板正是沈瑞明和汤黎的儿子，在那聚等于在自己家里。这些八十上下的老人，也有好几年没见了，他们在一起就像孩子似地开着玩笑，贺蔚媊进屋后硬要和李汉铭挤坐在同一个单人沙发；谈非平高声说起前些日子脑梗，差点见不到哥儿几个了；涂宝琨则和每个人拥抱。席间胡云浦打越洋电话来逐一问候。沈瑞明写了副对子应景，汤黎也一直在安排我“多和方震方队长聊聊”。
饭后我们请这些老人去朝阳公园篮球场拍照，到了那儿，刚才还说自己得了脑梗的谈非平就表演上篮，说自己当年风采不输后来中国男篮的后卫吴庆龙，又说到胡云浦的突破速度与后来中国男篮队长胡卫东有一拼。沈瑞明一直想在篮下投中一个球，但无论他怎么试，总是差一点，只能叹息“老了，老了！”最神的是足球队长李汉铭，在罚球线居然一连投中九个，虽然满脸通红，但难抑得意之色。
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女排的四位老人，因为她们的生活涉及了男排、男篮和足球队的生活。当初志愿军体工队中出了六对夫妇，都和女排有关，除了上述两对，还有龚翠芳和男排队长刘维勤、郭渊和足球队员邵永健、张素珍和足球队员吴奇、舒曦和男排队员王志勇。可以想象女排队员在那个年代的受欢迎程度，时光倒流六十年，在那个青春万岁的战争年代，女排也许是志愿军体工队生活的中心。
战争年代女人的故事本来就很稀奇。让我们从贺蔚媊说起⋯⋯
我到了贺蔚媊和谈非平的家就有点自责，因为那天朝阳公园拍照后，老人们就自行离去了，但我没想到，贺蔚媊和谈非平家住在西二旗那么远的地方，他们毫无怨言，一路坐公共汽车回去了。
贺蔚媊和谈非平的老年生活还是挺有代表性，谈非平听力不太好，平时练书法写诗，用他的话来说，诗词界的朋友说他书法好，而书法界的朋友说他诗写得好。而贺蔚媊记忆力特强，战友们有什么事记不清了，总会说一句，问贺蔚媊。谈非平在平时也都听老太婆的。
只有一件事，谈非平不服。说起两人当初何时何地表白爱意，明显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谈非平认定是在1955年志愿军体工队解散时，他留在朝鲜志愿军政治部，授衔大尉，按规定可以结婚了。当时湖南衡阳老家想给他说亲，但他担心会找来一个不懂文理的湘妹子，还不如在部队的知根知底，于是就找到贺蔚媊表白，贺蔚媊也同意了。
在贺蔚媊记忆中，这个过程要浪漫得多，时间也早得多。“当时我们体工队冬天在前线，其他时间都在国内集训表演，我记得是在一年初冬，我们从广州坐火车回沈阳，在火车上他向我表白的。我就接受了。”
贺蔚媊敢爱敢恨。她1929年出生，四川万州人，中学在当地协同教会学校上的，家境不错。说起来也巧，涂宝琨也是那个学校的。万州是1949年12月解放的，42军在那里招兵买马，贺蔚媊和涂宝琨就投笔从戎了。最初在部队进的是文工团，朝鲜战争爆发后，42军赴东北入朝，贺蔚媊、涂宝琨也随军。最初的战役太惨烈太难苦，文工团都没上到最前线，而是留守在后方担任文化教员。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综合运动会是全军运动会，定于1952年8月1日开幕，为了备战这一盛事，全军动员，而志愿军也奉命成立体工队，并于1952年初在沈阳举行志愿军运动会，同时也是选拔参加全军运动会代表队，结果，贺蔚媊、涂宝琨都从文工团调到排球队，毕竟在当初的教会中学里，她们接触过网球等体育项目。贺蔚媊当传球手，涂宝琨当接应手。
在志愿军运动会上，42军女排取得冠军，也就顺理成章地由42军的姑娘们为主体成立了志愿军女排代表队，42军共有4名选手入选女排，另两位是郭渊和何群，涂宝琨担任队长。
对女排姑娘来说，有机会代表志愿军晋京，是一件无比开心的事，只是没想到，那次全军运动会改变了志愿军体工队所有人的命运。
很多人没想到就这样成了体工队员，他们以为参加了全军运动会后，就可以重回所在的军队，但形势发展下，领导认为有长期成立志愿军体工队的必要，这支队伍除了在后方代表“最可爱的人”表演训练及参加各种庆典活动，在冬天就奔赴前线。这以后4年的时光，志愿军体工队是他们的家。
中国人民志愿军体工队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方震挑起了大梁。方震当时在64军为曾思玉军长担任秘书，政治性强，而且会打排球，所以，他在成为男排队员的同时，担任志愿军体工队大队长，女排的孙兰担任体工队指导员。志愿军体工队拥有男女排、男篮、男子足球和田径队，人数都不足，后来陆续补了几名选手，男排人数最少，只有八个人，所以有“八仙球队”之称。
当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魏巍著名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一荣誉从此伴随着每一个志愿军战士，“谁是最可爱的人”体工队在全军运动会上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礼遇，女排副队长，共产党员汪家钰在开幕式上向毛泽东主席献花，不但她自己激动不已，她走下来时，女排队员也分别拉着她的手，想分享一下伟大领袖的温暖。
当时人们对女排期望最大，在全军运动会上，《解放军报》还重点采访了女排，就等着女排出成绩，可惜在小组赛中，志愿军女排输给了海军队而未能出线。
志愿军体工队每到一处，都被视为上宾，从北京全军运动会出来表演第一站就是天津，在车站，他们几乎是被捧着出站的；在哈尔滨，他们住的是最高级的宾馆。他们成了最可爱的运动队。
那么，在前线，最可爱的运动队到底干什么呢?
“我们在前线主要是为战士表演球赛，介绍体育项目，或和战士们一起打球，有时我们还和战士一起做广播体操。”贺蔚媊回忆道。
听起来没那么激动人心，如果场景换到那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换到昼伏夜行穿越美国轰炸的前线，志愿军体工队的日子似乎就不那么平常了。
“我们是四次战役打完后才奉命上去的，每次到前线，我们都用罐头箱板做篮球板，用树枝做篮球架，挖个平地就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但我们最先做的就是挖个人掩体，美国飞机随时会过来，我们一听到警报，就躺在掩体里看着飞机过来，他们一顿扫射或轰炸后，我们马上起来往山头奔，美国人也笨，他们再飞回来时，还是往洼地或平地上攻击。不过我们动作要快，有一次，一位部队的干事正在给篮球打气，敌机来了，他慢了一步，结果被扫射击中牺牲了。”这是谈非平的回忆，他说志愿军体工队本身运气不错，从1952年8月成立，到1955年夏季解散，体工队员没有在前线牺牲的。
谈非平还表演过一次英雄救美，主角正是贺蔚媊。
“前线战士对我们很欢迎，有一次我和贺蔚媊等人在前线表演后，坐着大卡车回志愿军总部，车子开动了，贺蔚媊还站在车上不停地挥手作别，谁知车子一个转弯，贺蔚媊就被甩出去，掉下车来，幸好她反应快，一个滚翻到路边沟里，避开了车轮。”
这故事很多志愿军体工队老人都记得，但听贺蔚媊说起来，就更有感觉，“当时谈非平第一个跳下来，抱起我送到车上，然后去后勤医院。”
后来谈非平对贺蔚媊的一番话更让人感动，“我们在朝鲜与世隔绝，亲人和朋友都不在身边，最亲的就是我们这些人。”
直至现在，贺蔚媊还说，谈非平能吃苦，不讲大道理，又会写东西。所以她最爱和他聊。
谈非平很有长兄之风，他在长沙参的军，46军，参加过湘西剿匪，又随军入广东，在宣传部，青年部都干过，直至入朝后，志愿军要开运动会，他的篮球技术又有了用武之地，之后就成了志愿军篮球队主力了，他最爱说的是：“我们志愿军当年赢锦州队200多分。”
谈非平还说过一个事。在广东他和当地人打篮球，发现了一名光脚小子打球不错，就把他招入军中，结果，这人后来成为志愿军队的主力。这人就是马清盛，日后的中国男篮名将，中国男篮主教练。
朝鲜战争结束后，谈非平任职北京卫戍区，保卫过天安门，后来还在海淀区武装部做过政委。用他的话来说，“我保卫过毛主席。”
贺蔚媊转业后到了天津档案管理处，“文革”后去了进出口公司。她指着一张她在修海河时拍的照片，“挖河泥，那些男人都挖不过我，我的志愿军底子还在。”
志愿军体工队的人都知道她是男儿性格，42军的四名女排选手，最直率的就是贺蔚媊，当时在朝鲜，女排姑娘们常常还有一个任务：出席谈判代表团的舞会，队友们翩翩起舞时，贺蔚媊总是不下池，而是和丁国钰在旁打扑克，“我不喜欢跳舞，”贺蔚媊说得也直。
丁国钰曾是42军政治部主任，在朝鲜战场上大名鼎鼎，是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今年96岁高龄，仍健在。正因为他是42军老首长，所以，和郭渊、何群、涂宝琨、贺蔚媊都认识。
当时，谈判设在开城，因为那里是停战区，志愿军体工队的大本营也设在那里。训练和生活条件都相对好些。那里有个人参场，地形开阔，正好用作训练。
谈判代表团经常开舞会，如果当时有文工团在，舞伴自然是文工团的人，如果文工团不在，那么，丁国钰就会点将，那42军的那四名嫡系川妹子自然少不了，于是，成就了涂宝琨的一曲永远的恋歌。
很有意思，几乎所有的人把涂宝琨叫成涂宝，挺新潮。而在那些志愿军老人中，涂宝无疑舞跳得最好。如今，她住在朝内一个公寓，每周两次参加老干部的舞会，舞会是她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许在如今的舞会上，她可以回忆一下当年开城改变她人生的爱情之舞。
由于她是女排队长，每次参加谈判团舞会时，总是她和谈判团接洽，对方是中国谈判团一个朝鲜裔的参谋，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有一次跳舞时，他把我带到舞池外边，向我表白了那意思，而且特别有意思地说了一句：我身体很好，除了有点高血压。”那人后来就是涂宝琨的丈夫。有时候你不得不为这些老人扼腕，她把丈夫多年的剪报给我看，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很好的故事，但涂宝琨坚持不让我透露她丈夫的名字。
“您答应他了吗?”
“其实我对这种事也很熟了，42军在入朝前，就有几位文工团的女孩子被首长们看中，留在国内了。不过我们志愿军体工队有规定，不能给最可爱的人称号抹黑，不能谈恋爱。”涂宝琨并没正面回答我，只说对方一直没有放弃。也一直给她写信，有时候，涂宝琨和队友出早操，在外面跑步，突然一辆吉普车停在面前，司机战士跳下来，敬个礼后，送上一封领导的情书。
这事传到体工队，肯定被拿出来当反面典型说事，可能方震也费了不少口舌，据说方震当时因为丁国钰老叫女排选手出去跳舞很有意见，说影响了女排的正常训练，但志愿军体工队在开城就归丁国钰管，方队长也没脾气。
球照打，舞照跳，情书照写。后来不管女排在哪训练表演，参谋都有办法把情书送上。这种事，对于当时年仅十七八岁的女孩，是无法抵抗的。
涂玉琨是川东万州旁云阳县人，在万州协同教会中学毕业后回老家，正好遇到万州解放，当时姐姐要嫁人，家里有现成的裁缝，她就让人做了一身黑色短装，回到万州投军了，和贺蔚媊一个路子，先去文工团，后打排球，不过看得出，文工团的生涯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天在她家里找老照片，说到毛主席接见汪家钰照片，她说自己也和很多领袖拍过照，但都找不到了，不过她最想找的是一张在文工团演话剧的剧照，她女扮男装演曹禺《雷雨》中的周萍。
“我最喜欢的影片是《英雄儿女》，每次看到王芳，我都想到自己当年那短暂的文工团生活，我在行军中为战士们唱歌，数来宝。”涂宝琨当年应该是很活跃的，直至现在，她都会唱《王大妈要和平》、《一个世界两重天》等抗美援朝歌曲。
她也承认，看到王芳的英勇表现，她也想到当年。“其实最危险的还在后方去前线的那片结合部，我们要坐车闯过去，白天不能过，美军飞机太厉害，只能晚上走，但晚上美国人扔照明弹，照得人心惶惶的，但我们又不能表现出来。”
她和那位谈判团参谋的爱情也成了正果，1955年志愿军体工队解散，大多数女排选手去了天津，涂宝琨、龚翠芳、魏红军考上了北京外语学院，在大学一年级，她和参谋结婚，二年级时就做了妈妈。
后来，涂宝琨和丈夫一起在香港，在日本生活过，但不幸的是，丈夫后来在日本猝死，到现在，涂宝琨依然难以放下。我后来有点明白，她之所以不愿让我完全说出她和老伴的故事，可能也是因为她对那一份感情的坚守和眷念。
“如果我们考不上外语学院的话，也会和战友们一起去天津，当时天津政府对女排选手照单全收，我叫上海亲戚寄来复习资料，我们在唐山一起学得很苦。”这是来自上海的龚翠芳，在唐山是因为当年志愿军退下来，有几个转建大队，在唐山有一个，在东北海城也有一个，大部分女排姑娘在唐山，汤黎和汪家钰在海城。
在志愿军女排中还有一个上海人，这倒是我没想到的。虽然这六十多年她一直生活在北方，但她的表达方式还是江南女人式的，很委婉很细节，有时候又过于周到。譬如聊着聊着，发现说到战友的故事了，就马上问我们，战友自己有没有说这故事。有个细节最有意思，她为我们找到了汪家钰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但正好涂宝琨打电话来说也找到了这张照片，她就关照我们，一定要去拍涂宝琨找出的照片。
她和涂宝琨、魏红军报的都是英文专业，但当时形势需要，学校一刀切把她们都划到俄文专业去了，这也改变了她们的人生道路。
龚翠芳在那些女排老人中算是最年轻的，1934年出生，父亲是泰古轮船公司的职员，也算个殷实人家，一共有兄弟姐妹七人，她读的中学也是上海滩挺有名的务本女中。中学毕业后，她上了补习班，准备学会计，这时候，革命烽火燃到了她的书桌前。64军来上海征兵了。她和姐姐龚翠娥一起当了兵。
“我和姐姐是1950年7月5日离开上海去宝鸡的。”龚翠芳记性真好。宝鸡是64军的驻地，她倒是和方震一个军的，不过一开始龚家姐妹并不认识方震，她们都是文艺兵，同样因为志愿军运动会，她想着可以有机会晋京去见毛主席，就成了女排选手。
姐姐后来改名龚敏，一直在志愿军文工团，后来又去了总政歌舞团，还去苏联访问，和苏联红旗歌舞团合演，让龚翠芳一直挺羡慕的，其实她后来挺想回64军，有一次女排回64军表演，她还想留在那不走，但当时志愿军体工队是一个政治任务，女排对龚翠芳的召唤也是无法拒绝的。一旦上前线为战士表演，龚翠芳还是尽心尽力的。
“很多时候，我们和男篮或男排组成小分队，我经常是和谈非平一组，下前线去教战士们如何锻炼身体、做操。”在前线修出来的排球场平地上有很多碎石，一个滚翻过去，背部会受伤。龚翠芳是托球手，滚翻是家常便饭，所以背部受伤也是经常的事，“到了开城的人参场或者沈阳的运动场，我们才知道一个好的场地多难能可贵，”龚翠芳继续回忆，“那种训练条件下，我们的水平也不会太高，我们回国和省队打比赛，基本都是输的，但是我们和其他女排的使命是不一样的。”
不过命运还是赐予龚翠芳、涂宝琨和魏红军一个冠军奖杯。当她们在北外上学时，北京队临时组建女排参加1956年全国锦标赛，结果这3位俄语系专业一年级生被选进，并且成为主力，最后还真的赢了冠军。
那时候，龚翠芳长得胖胖的，很喜庆。也就是在大学期间，她被当年的志愿军男排队长刘维勤娶回家。
“刘维勤是山东济南人，当年是铁道兵的宣传干事，后来在志愿军加入了男排。”龚翠芳和刘维勤的缘分也从那开始。刘维勤在志愿军体工队也是个名人，因为在1952年全军运动会后，《解放军画报》登了一篇封面报道，封面就是女排的贺蔚媊和男排的刘维勤，一个是女排5号，一个是男排5号。
刘维勤后来到了八一男队任主力，之后一直担任教练，曾经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助理，后来长期担任八一女排的教练，中国女排第一批为国争光的曹慧英、陈招娣、沈散英及后来的杨锡兰都是刘维勤的高足。
结婚后，龚翠芳夫妇在一起欢聚的日子也不多。大学毕业后，龚翠芳被分到海军系统当翻译，一开始还有用武之地，但很快中苏交恶，她那俄文也就用得少了，就到海军装备部工作，又去过大连的海军工程大学，青岛潜艇学校任教，刘维勤也经常带队比赛训练，直至1985年，她退休，才在北京安定下来。
“当年我才51岁，当时闲在家里也闷，涂宝琨还替我介绍到秀水街商场当翻译，我去了几次，由于住得太远，早上5点多就出门，实在太吃力，就不去了。”没想到，我们的志愿军老人还有这种插曲。
插曲稍纵即逝，但龚翠芳心里有一种哀曲始终挥之不去，她在六里桥附近的家中有一台钢琴，钢琴套尘封已久，上面放有刘维勤的军人照片。刘维勤五年前去世了，“那以后我再也不弹钢琴了，”龚翠芳很伤痛地说，“十年前，老刘脑溢血，在诊治过程中耽搁了一下，否则他不会走得这么早。”
采访这些老人，其实最伤情的还是听她们提及已远去的老伴，涂宝琨如此，龚翠芳也是如此。涂宝琨、龚翠芳可能不知道，在思念老伴的情感上，她们眼中严肃的方队长也同样一往情深。
方震是1926年出生的，是如今志愿军体工队老人中算老大哥。
那天在方震家里采访，由于摄影师宋勇杰要赶着下一个任务，所以我们先给老人拍照，方震把我们带到他卧室，把他妻子黎然的遗照放在背景上。神态很悲伤地说了一句，“她是我的青梅竹马。”
摄影师走后，我问他青梅竹马之事，方震看着我问了一句：“你有多少时间？”
我顿时想到电影《西雅图不眠夜》中的一幕，当时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问汤姆•汉克斯亡妻的事情，汤姆•汉克斯也问过“你节目有多少时间？”
方队长的爱情故事比汤姆•汉克斯的更有中国特色，也更能打动中国人的心弦。他去拿了一本厚厚的相册，里面记载了八十载和黎然的战火中的青梅竹马，看得我无言。
那本相册上第一张就是黎然4岁时，与方震和方震哥哥的合照，看上去年代相当久远。他们是邻居，从小在北京长大。上中学时，方震上的是著名的四中，1946年，他们俩一起投奔河北华北联大，再一起到名师64军，到了宝鸡。
“1949年，64军的作战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就地开始搞建设，造铁路。我也和黎然结婚了。”方队长和黎然被战友们视为当然的一对，结婚也是首长特批的，1950年64军奉命入朝时，黎然已有五六个月的身孕，坚决要入朝，人都到了沈阳，在方震力劝之下，黎然才肯留在国内生下孩子，然后又很快到前线了。他们的儿子方抗美后来成了国内著名的检察官。
“我们是生死相伴，世世夫妻。”记得方震这么深情地说过。看着黎然的照片，她的下巴很宽很坚实，给人一种战争年代才有的那种刚毅之感 。2008年，黎然去世。方震写下了长长的挽诗，诉说这段青梅竹马的战斗情谊。而志愿军那段日子，无疑是他们最值得回忆的。
方震1954年离开志愿军体工队，回到志愿军政治部，之后他一直在总政系统工作。现在，他住在总政老干部宿舍楼，他说部队想得挺周到，就算是三楼，也配了电梯，他可以常常下来走走，他还说，每天能快走三千米。
志愿军体工队最早应该是从1954年开始从女排这里散的，孙兰和何群去人大上学，何群和涂宝琨一样是云阳人，这些年志愿军战友们一直想联系何群，但始终找不到她。
1955年初有个集训，集训后，八一队选拔了志愿军几员大将，男排队长刘维勤，男篮马清盛，还有女排的刘冲阳。
说到刘冲阳，原来是志愿军的电话员，后来也加入女排阵营，到后来更成为中国老女排的一位主攻手，是中国第一位采用上手发球的女选手，当年日本“魔鬼教练”大松博文来华执教，刘冲阳接受过他的教导。
1955年夏天志愿军体工队正式解散，转建后汪家钰到了北京大兴团委工作，而汤黎回北京参加了1956年的工人运动会，之后全总工会成立体育部，汤黎就留下了，后来她又到了《体育报》。所有女排选手中，只有一个人后来还回过朝鲜一次，她就是汤黎。
她回朝鲜结婚。
老人们各有可爱之处，最有时代烙印的还是汤黎，在采访时，她会说，“我说一个思想”，“我汇报个材料”。弄得我挺不好意思。
汤黎的“材料”是这样的：1930年出生在都江堰，在成都女中毕业后本来可以在当地做老师，但她选择了一条革命的路，到重庆北碚投奔12军的卫校，后来，12军北上，她去沈阳参加了志愿军运动会女排比赛，之后发生的都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历史了。
至于她丈夫沈瑞明的“材料”就更经典，湖北随州人，抗战时，和弟弟沈瑞清一起跟着战时保育院到大后方重庆，“我撤退时，还在湖北老虎口见到过当时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
沈瑞明上了重庆大学体育系，1949年投奔12军，在军部担任文化教员，组织比赛，1951年12军入朝，接着就是志愿军运动会，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了篮球队长。在12军时他和汤黎还不认识，在志愿军体工队这个大家庭，他和汤黎走到了一起。
停战后，沈瑞明留在朝鲜桧仓的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方震也在那里。汤黎已经回国在全国总工会体育部上班，决定请一个月假，到朝鲜和沈瑞明结婚，正好方震有一次回国，就把汤黎带去了。
“当时我在国内的百货大楼里买了十几斤糖和花生，在志愿军司令部和战友们聚了聚，食堂多炒了两个菜，就算婚礼了。而洞房的床也简单，在原来的单人床旁加了几个罐头箱子。”汤黎到现在还记得六十年前战时的浪漫。
汤黎还开过一个玩笑。当年开城谈判团跳舞，当时有波兰人、中国人、朝鲜的军官，“我们最不愿和朝鲜人跳，因为他们跳得死板，硬桥硬马的很难受。”汤黎和沈瑞明后来一直在体育界工作，沈瑞明先在总政体育部，后来到国家体委，当体委副主任李达的秘书。
可能是老报人的缘故，汤黎再三对我说一个“思想”：“王同志，主要还是谈这个集体，少谈个人的事。”
只是她们的故事太让人着迷，我欲罢不能。我还记得摄影师宋勇杰的一句感叹，那天我们完成采访后，八零后的他说：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女排后来那么强大，因为背后有这么强大的传奇。
六十年前，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今天，他们是最可爱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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