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本报讯 （记者 陈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一审宣判首批足球反赌扫黑系列犯罪案件，黄俊杰、陆俊、万大雪、周伟新等4名裁判，分别被判3年6个月至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原中超公司总经理吕锋等5人被判6年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其中3人适用缓刑，1人免于刑事处罚。广州市众一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被判300万元罚金。万大雪当庭提出上诉。
4名裁判均被判犯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其中周伟新还犯有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来自上海的黄俊杰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万大雪被判有期徒刑6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5万元；昔日“金哨”陆俊被判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万元；周伟新两罪并罚，被判执行有期徒刑3年6个月。
吕锋犯行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执行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5万元。其余被判刑人员包括原中超公司业务副总监杨峰，以及众一公司执行总监孙杰、法定代表人李东红。
黄俊杰昨天第一个接受审判。刑期宣布之后，法官问：“黄俊杰，对你的宣判是否服从？”这时候，黄俊杰两次看向右前方的律师，目光在法官和律师之间游移片刻，然后说：“服吧，不服也没有用啊。”法官接着问是否上诉，黄俊杰在律师的小声提示下迟疑地表示，“回去后再考虑是否上诉。”
著名法律学者郝劲松认为量刑过轻，雷声大雨点小，将无法对足坛从业人员起到惩戒作用，今后足坛违法者或仍将趋之若鹜。
被指曾行贿“买冠军”
申花：支持打黑，不谈前人
据新华社上海 2月 16日电辽宁丹东中院16日宣布一批足球系列犯罪案件一审判决结果，此前被指 “涉黑”的上海申花俱乐部表示，始终支持足坛“打黑”，新赛季球队将大力营造公平、良好的竞赛环境，以崭新面貌回馈各方支持。
去年12月陆续开启的足球腐败案庭审中，一些涉案人员坦白称，上海申花、山东鲁能等俱乐部涉嫌行贿买冠，并引发了“足协是否会对这些涉案球队进行处罚”的热议。
申花俱乐部有关人士16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俱乐部在2007年从球队人员到管理层和股东都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因而对于此前申花俱乐部发生的事情，不便作回应和评论。俱乐部目前正在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加紧备战即将开始的中超联赛新赛季。
“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公平、纯净的联赛环境，我们都支持足协和司法部门开展‘打黑’行动，让包括官员、俱乐部管理者、球员、球迷等所有热爱足球的人，都能享受单纯的足球运动。”申花俱乐部相关负责人说。
这名负责人表示，新赛季开始前，申花俱乐部将把主要精力放在球队建设上，同时继续做好引进外援的工作，“新赛季里，我们会严格遵守公平竞赛的准则和各项联赛纪律，用最优秀的球员、最团结的集体、最精彩的赛事，来回馈所有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人”。
足球反腐任重道远
公兵 何军
中国足球腐败案因涉案人多、关系复杂、社会影响力大而受到各方关注。人们不仅关注司法机关如何清除足坛蛀虫，为中国足球、中国体育建章立制，更关注反腐案如何为中国社会其他行业反腐树立样板，借以完善中国的司法制度。
从当年的渝沈之战、甲B五鼠到龚建平案，再到地下赌球肆虐侵蚀中超联赛，中国足球一度在泥沼中越陷越深，但相应的处罚基本局限于行业内部。龚建平最终被判刑10年，其他未主动交代的裁判却在行业规则的“庇护”下安然无恙。这让中国足球反腐近乎夭折，让 “赌徒”们更加胆大妄为、无所顾忌。
2009年8月25日，反赌扫黑专案组成立，标志着司法介入的升级。韩国在对2011年曝光的几十名足球涉赌球员作出处罚后，迅速通过了国家体育促进法的修正法案，加重了对操纵体育比赛的惩罚力度。适值我们国家正在对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进行修改，要抓住这次足球腐败案审理的司法实践，落实具体条款修改。
足球反腐案审判无疑是整个中国足球的转折性事件。其一，它对于净化足坛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中国足球在良性轨道上发展；其二，它对于近两年渐有起色的职业联赛将起到规范和进一步升温的作用；其三，它无疑稳定了联赛投资者的“军心”；其四，它还了屡遭假球戕害的球迷一个公道。
此次审判只是阶段性胜利，足坛反腐依然任重道远。如何建立一个足球反腐长效机制，使法制监督和司法介入成为常态，将成为主管部门眼前的重任。有消息说，中国足协拟建立举报制度，凡是实名举报，线索确凿，对监管、破案有重要帮助的，予以重奖。这是好事，但重在执行。
有理由期待，当黑幕散去，中国足球必将迎来一个光明的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律师解读
上诉
虽然只有万大雪当庭上诉，但这不代表最终只有他一个人选择上诉。被告从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10日内有权上诉，以是否提交上诉状为准。
量刑
很多人感到疑惑，为什么当年龚建平拿了10万元黑钱被判10年，如今陆俊受贿78万元，刑期却只有5年6个月？
首先，这是因为他们所犯罪名不同。当年龚建平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而陆俊如今犯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2006年《刑法》修正案出台，扩大了商业受贿的主体范围，足球裁判不再被视作国家工作人员。由于他们不拿国家工资，因此他们受贿可被界定为“商业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基本相差一倍。
同样的数额，前者如果是10年，后者基本是5年。在《刑法》修改后，量刑应根据“从新兼从轻”的原则。其次，体育处于大众娱乐的层面，与国有企业人员受贿造成的损失相比，裁判受贿的社会危害性更小。
（上海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委员沈宁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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