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体育总局信访办的一句“无权介入”,令上京告状的汪成荣、孙英杰夫妇“讨说法”的梦想彻底破灭。
总局信访办建议他们去青海当地信访办继续反映情况。也就是说,汪成荣若想恢复在青海省体工大队执教的工作,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而且结局甚至有可能不如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毕竟秋菊的官司好歹有人管了。
其实,汪成荣要告的状本该比秋菊的官司简单多了。秋菊是一个西北山村的农妇,没啥文化,没啥关系,也没啥名气,不会有媒体曝光,告的还是“村长大人”。
汪成荣呢,是在青海省体工大队工作了一二十年的田径教练,还在受聘担任北京残奥会中国田径代表队教练期间,率队员在北京残奥会上勇夺3金1银,算得上是中国田径界高水平的教练。至于中国残联发给汪成荣的149.91万元奖金,已被残联证实是奖给其个人的,要不然也不会直接打到汪成荣的银行卡上。
但就是这么件“线路”清晰的事情,竟然还是被折腾成了“事件”。在发奖金前没有任何约定,亦无任何相关条文可参考的情况下,青海省体育局逼着汪成荣上交奖金,要求重新分配——不仅要拿出多达30%的奖金分给辽宁、江苏、云南的教练员及有关参与人员,还要拿出20%的奖金把青海省残联和青海省体工大队相关人员一并奖励了。
这种类似于“劫富济贫”的发奖金手法,虽然会令青海省体育局的大多数人受益,但汪成荣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冤大头”。要养家糊口的汪成荣当然不干,他坚决捂住钱袋子,并因此被青海省体工大队停了职。
于是,这件事最终演变成现在的“残奥教练奖金事件”,汪成荣则像秋菊一样,踏上了漫漫“告状路”。
按说汪成荣告状的“线路”也是挺清晰的。既然是被青海省体工大队停的职,当然要到上级主管部门,也就是国家体育总局来“讨说法”。就像秋菊告村长打人,要去乡政府一样。但遗憾的是,乡政府给了秋菊一个说法,国家体育总局信访办却礼节性地把汪成荣挡了回去。
汪成荣倒是没怪罪总局信访办,在准备回青海当地信访部门继续告状的同时,汪成荣两口子也禁不住感慨“小人物维权难”。特别是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现状后,两人觉得最后多半还得和青海省体育局对簿公堂。
不过,让人想不明白的是,一个基层教练因为不愿意上交自己的奖金就被单位停职,如此不通情理的做法,竟然会在上级主管部门讨不到说法。这让人难免疑惑上级主管部门中的“主管”二字,到底意义何在?!
《秋菊打官司》是20年前拍的电影。时隔20年之后,“秋菊”的故事非但没有过时,反倒在中国体坛真实上演,更令人瞠目的是,告状的难度居然比秋菊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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