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体育也爱文艺的宋健生 要给年轻人“腾地儿”

　　宋健生“欧洲杯”手记：

　　乌克兰、波兰两个国家，要不是欧锦赛的报道任务，一般还真没机会去。

　　按照我们的想象，这样的洲际大赛，气氛一定很热烈。可当你真正置身其中时，如果不是在赛场周围和球迷广场，你基本无法感受到大赛的浓烈氛围。

　　乌克兰建国时间不长，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高速公路欠发达，铁路运辅时速最快也就 120公里，酒店、旅馆资源不足，而且价格奇高。这些不利因素，给记者及球迷带来很大不便。一些买了票的球迷，面对不菲的交通和住宿费用，只好忍痛将球票处理，选择留在家中看电视转播。

　　穿梭在华沙古城的街道，你会不禁地为这座“复活”的城市而感叹！这座毁于二战的城市从上世纪 50年代开始，依照原貌重建了华沙古城。在本届欧锦赛上，波兰在与乌克兰的“竞争”中占据了上风。本次参赛的球队有13支都不约而同地把训练大本营选在了波兰。

　　“刚出道的几年，我解说的音调比现在要高八度”

　　清瘦的体型、斯文的眼镜，眼前的宋健生看起来更像是一位文质彬彬的书生，实在很难把他和激情的体育赛事联系在一起。

　　从模仿宋世雄老师的以高八度的声调解说到摸索出自己的风格，再到渐渐隐退做幕后制作，“这一晃就快 30年了”。宋健生不时地感慨，“实在太快了！”

　　这些年，宋健生谢绝了大部分采访，在体育台踏踏实实地忙着那些幕前幕后的事儿，20多年来一直乐在其中。

　　虽然身子骨看起来不够健壮，但宋健生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是校队的。“小学时是校乒乓队和田径队，中学时是校篮球队和田径队。”宋健生自豪地回忆着，说完自我调侃道：“小时候赶上自然灾害，营养不良，要不是喜欢体育，估计还长不了现在这个儿。”

　　除了爱体育，宋健生也爱文艺。从小只要有演出机会，就常常表演朗诵。“这两种基因的结合让我冥冥之中走上了足球解说之路。”

　　小时候，宋健生常去父亲单位蹭电视，和大人们一起看足球赛，边看球赛边听大人们在一旁感慨：“宋世雄解说这么溜，以后他退休了上哪儿找跟他一样的接班人啊！”那会儿，宋健生就在心里嘀咕：“这有什么难的。”现在回想起来，宋健生都情不自禁地乐着。

　　1981年，数学不好的宋健生在高考失意后去了丽都饭店，那期间世界杯女子排球锦标赛正在东京举行，白天宋健生抽空把宋世雄的解说一字一句地抄下来，然后模仿他播音，录下来晚上回家放给家人和邻居听，竟都听不出是他的模仿配音。这更坚定了宋健生的信心。于是，他又写了封激情澎湃的中英文的信，寄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张之老师和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居然还真如愿地进入了台里实习。1985年，宋健生在北京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的联合招聘中脱颖而出，正式入职，并被调去了广州。干了半年，因为不会粤语，总捞不着解说机会的宋健生又回到了北京。

　　“那时候，全国的体育解说也不超过十个人。”宋健生坦言自己“赶上了好时候”。

　　“有观众写信表扬我，说感觉像哥俩儿面对面聊天”

　　“观众认可的解说就是好的解说，这是最实在的。”宋健生亲切自然、平和朴实的解说风格受到不少观众的喜爱，当然，也有不喜欢他的人质疑他不够激情。

　　宋健生坚信，“适合自己的风格才是最好的”。

　　“评论员不是演员，出镜时要老想着自己，那肯定说得差。术业有专攻，我就老老实实地做我的评论，你要是派我去主持文艺节目，去活跃气氛什么的，我做不好，但你让我去描述一个场面，我肯定比其他主持人来得快。”20多年的解说，宋健生也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诀窍——“实时揣摩观众心理，跟随性要强。 ”

　　半夜十二点解说英超联赛的时候，宋健生会亲切地提醒观众：“现在已经很晚了，大家把电视音量调低点，别因为咱看球影响家人休息，我说的时候也尽量轻点，别耽误您看球。”因为这事儿，宋健生还收到了观众的表扬信，“感觉就像跟哥们儿面对面聊天”。

　　听过宋健生解说的朋友们一定对这句话不陌生——“好，我们先看这个球。”

　　“一句话，结束刚刚的话题，跟随性就体现出来了。比如球都快到禁区了，你还能说什么背景资料吗？”在宋健生看来，解说员不等同于球迷，但必须站在球迷的角度思考问题。“比如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裁判身上，认为裁判有倾向性，你这时候说别的，肯定找骂啊！这时候就需要找到一个契合点，既要承担媒体舆论引导的责任，又要用语言解球迷的心头之恨。”

　　“别低估球迷的水平”

　　宋健生至今都保留着多年前的观众来信，有批评的，但大多数是表扬信。

　　“早些年，网络没现在发达，我能听到的反馈要么是口口相传，要么就是观众来信，就算批评，也很少像现在这样有谩骂和人身攻击。”

　　作为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在解说自家球队比赛时，主持人的倾向性往往沦为话柄，甚至会引来攻击。

　　宋健生也曾接到过一位观众气急败坏的电话：“老宋，你的倾向性太强！”宋健生不紧不慢地解释了起来，“我是北京台的，我言谈举止的整套逻辑体系都是希望北京队赢，这无可厚非的。如果在我的全场解说中表现出希望客队赢的意思，那北京观众会怎么看我？如果是中国队和外国队比赛，我们是不是也都希望中国队赢？”一番话说完，电话那头的观众想想觉得确实是这个理儿。

　　倾向性无可厚非，但得适度。“前不久有场比赛，裁判失误，我也会指出来。国安队表现不好，我也会批评。”宋健生又说到了观众来信：“宋健生，你不要低估北京球迷的水平和素质，虽然我们希望家乡队赢，但北京队的错误和不对的举止你也要敢于指出，我们大部分北京球迷是有这种胸怀的。”

　　说到球迷，对于中国的球迷文化，老电视人宋健生也深有感触：“西方的五大联赛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一百多年的发展与他们国家的国民素质是相匹配的。在他们的文化里，父亲喜欢一支球队，儿子也会喜欢同一支球队，孙子还是喜欢同一支球队。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谁要是输球了球迷就喝倒彩，大呼‘下课’。在西方这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对此最多表现出无奈，只是自己郁闷而已。‘京骂’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不管什么原因，况且现在的骂越来越有不讲理的趋势。人家出场你骂，广播客队名单你骂，客队球迷正常加油你也骂，裁判员正常判罚你还骂。从管理上来讲，得去疏，而不是去堵。这绝不是放几条宣传片，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

　　如今宋健生基本上不露脸，全心于幕后统筹制作，也给年轻人“腾地儿”。

　　回想起师傅张之老师那双大手往后背上一拍，宋健生至今都觉得温暖。也正因如此，宋健生也希望能多给年轻人施展拳脚的大舞台。

　　2001年，台里有个大型庆典，本来宋健生和爱徒魏翊东一块主持，因为宋健生担心后台出状况，便在临上场前几秒钟决定让魏翊东自己上。说完“你一个人上，行吗？”魏翊东一愣，犹豫地点了头，宋健生便一把把他推上了台。

　　如今，虽然对解说还是恋恋不舍，但宋健生还是觉得“有机会能让年轻人上就让他们上，别老一个人霸着机会。”当然，他还有一个搁浅了多年的计划——写一本《中国体育评论史》。“怎样准备材料，怎样赢得观众，如何把握解说中的节奏，广播解说和电视解说的区别是什么，电视语言的特点是什么……这些问题现在全靠经验之谈。我希望能填补这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