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全国运动会像是被打上了巨大的问号，从最初高速运转的状态渐渐步入寻找新方向的迷惘期。
在54年的历史中，全运会这个代表着中国体育最高水平的综合大赛有着各种各样的烙印：政治手段、大国论、举国体制、奥运战略、锦标主义、地方体育官员考核、城市营销……这些标签的存在并不影响它紧扣时代的脉搏，在社会变迁中一次次迎来自己的转型。
从第一届全运会的政治诉求到第四届全运会的竞技爆发,从第五届全运会正式加入国际体育大家庭，到第六届全运会开始市场化试水，全运会在之前的三十多年里经历多次角色功能转变。而进入1993年第7届全运会上，奥运战略和举国体制开始大行其道。
全运初生，
新中国对内忧外患的考量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体育，整个国家百废待兴，很多人锻炼身体就是为了建设国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首届全运会以54秒4打破400米栏全国纪录）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在新生的共和国，毛主席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也迅速成为整个民族的一致共识和迫切希望。
由于台湾问题，新中国不但放弃了奥运会也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新中国体育重心也转向国内。
1958年开始，“大跃进”渗透到了每个行业中，体育也没有例外。那时，普通工人都能脱口而出陈镜开“133公斤”的世界纪录。处于封闭国际环境中的中国体育迫切希望证明自己。中央对体育工作的批示强调：“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将推动我国体育运动进一步发展，对国际上也有很大意义，因此必须开好。”
“当时的体育成为大家都期盼的突破点，因为它要向旧制度和西方制度展现自己的优越性。”日后一位传记作家如此写道。
在首届全运会上，游泳名将穆祥雄以1分11秒1的成绩打破男子100米蛙泳世界纪录。而后来成为抗击非典英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以54秒4打破了400米栏全国纪录夺得冠军。“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体育，整个国家百废待兴，很多人锻炼身体就是为了建设国家。”钟南山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到，当时还是北京医学院学生的他为了能够参加第一届全运会，每天下午5点半放学后都要在校园里坚持跑步训练。因为学校饭堂关门比较早，每天训练结束他只能独自来到校外的合作社买饭吃。
虽然最终没成为职业运动员，但钟南山回忆起那段过往，总是说体育对他一生产生极大影响，“它教给我力争上游的精神。体育的精神是‘你好，我比你更好’，而不是用不正当手段‘把你压下去，才显得我好’。就像跑百米，你是12秒，我就要跑到11秒8，这是力争上游的健康思想。在我的一生中，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这样的教育启示，对运动精神的理解，恰恰是如今转型中的中国体育所缺失的。
紧扣时代符号的团体操
从政治使命到群众舞台
“每个人一本《毛主席语录》，得几尺布票，一双鞋，这在当时是很荣耀。”——北京市三十一中学前体育教师徐培文（1964年就被借调参与准备“革命赞歌”的团体操，1983年任第5届全运会团体操编导）
彼时，举办全运会的政治意义大于竞技意义。
第一届全运会共设36个比赛项目，其中无线电收发报、航海模型、飞机跳伞、摩托车越野等都是正式的竞赛项目。“这是明显的时代特征，反映出仅有10岁的新中国对内忧外患的考量。”来自沈阳的历史收藏家詹洪阁说道。一本１９５９年发行的《第一届运动会纪念册》是他众多收藏中的骄傲之一，而翻开这本纪念册，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在那些镜头里被娓娓道来。
带着政治色彩的大型团体操是当时全运会开幕式上的一大看点。据介绍，1959年的团体操“全民同庆”由7823人参加完成，给后来历届全运会团体操表演定下了基调。1965年，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二运会举行，并被赋予振奋人心、增进团结、显示力量的特殊意义。16360人参与演出的团体操“革命赞歌”，把当时“大寨”、“人民公社”和“大庆油田”的元素都加入到了其中。
那个时期，整个国家在乐观主义精神和严峻现实笼罩下进行一场略显盲目的自我改造试验。全运会和充满自我表达欲望的团体操本身就是这场试验的一部分。
北京市三十一中学的体育教师徐培文在1964年就被借调参与准备“革命赞歌”的团体操。为了这个庞大的演出，他们还到朝鲜进行了观摩学习。徐培文说，参加团体操训练的学生得到梦寐以求的奖励，“每个人一本《毛主席语录》，这在当时是很荣耀的，大家都很高兴。还有每个人几尺布票，一双鞋。虽然看着很少，但一万多人，花费还是很高的。”
由于“文革”影响，全运会停摆十年之久。不过这并不影响三运会开幕式上再次上演大型团体操《红旗颂》。当时很多项目被安排在基层单位进行，但那时盛行的工农兵评论比赛、运动员参加劳动等却阻碍了竞技体育的发展。“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让比赛并不紧张激烈，就像庄则栋在三运会闭幕式上发言所提到的例子：“同志，我忘了戴护腿板了。”“用不着这些玩意，咱们都是无产阶级。”
说起这些带有明显政治符号的团体操，徐培文有着自己的理解。1964年的那次亲密接触让他与全运会结下了不解之缘，19年后，徐培文成为了第5届全运会开幕式团体操的一名编导，“团体操为群众体育搭建了一个极好的展示舞台。这恰恰是对体育竞技性的补充。”徐培文并不认为团体操在当下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压抑的荣誉饥渴
放大的举国体制
“从那时起，感觉我们这些搞体育的运动员离世界越来越近，对世界冠军越发憧憬。直到现在，我也不知该怎样向女儿解释那些英雄礼遇。”
——郎平(1979年四运会上培养起来的中国首批国际体坛明星之一)
四年后，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带领中国进入全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四运会的开幕式上，16000名男女青少年表演了团体操《新的长征》，表达了向新生活奋进的决心。也恰恰是这届全运会开启了火炬传递的传统。过去被压抑近十年的中国体育也开始焕发新生。郎平、张蓉芳、聂卫平、容志行、栾菊杰、黄玉斌等运动员都在这次大赛中脱颖而出。
“从那时起，感觉我们这些搞体育的运动员离世界越来越近，也对世界冠军越发憧憬起来。”郎平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中国体育开始逐渐摆脱政治使命感的束缚，面对荣誉的饥饿让一大批运动员迅速成长起来。直到现在，郎平也不知道怎样向女儿解释那些英雄礼遇。郎平说，那个年代，打球特别是为祖国没有人会在意什么奖励，“我不是英雄。即便五连冠的时候，打球完全不是为个人，那是国家大事，必须去拼。我只拿过一次‘巨额奖金’，一万元。”在当时看来，那已经是万元户。
郎平们并没有等待太久。1979年10月25日，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这一变化也给中国体育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国家体委决定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并成立了训练竞赛一至五司，还增加了训练竞赛综合司。前中国奥委会副主席肖寿章说，时任天津市体委主任的他调任国家体委二司(球类司)任司长，“从那时起，中国的竞技体育就此开始恢复走上正轨，而由国家体委牵头实施的举国体制也开始掌控运转整个中国的体育机器。”
此后，为了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国家体委要求各参赛代表团把1983年的五运会当成选拔和练兵的最重要机会。这是全运会首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举办，开启了这项赛事由不同城市举办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从这届全运会开始按奥运会竞赛项目设项：新增了柔道、帆板、艺术体操、曲棍球四个奥运项目，只保留了传统的武术表演项目。
随着女排连夺世界冠军，亚运会中国首登亚洲榜首，体育乃至全运会再次成为社会热点，成为民族振兴的精神力量。上海运动员朱建华，在自己的主场成为了整个赛会最为耀眼的明星。他在男子跳高预赛、决赛中两次刷新世界纪录，当选最佳运动员。而初出茅庐的许海峰也在这届全运会上开启了自己的神奇之旅。
一年之后，新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一次奥运之旅就获得了15枚金牌，总排名第四位。举国体制的优势也开始被放大。
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来到广东，这是全运会的第三个承办省市。本届运动会共设44个比赛项目，是历届项目设置最多的一次，以举国体制打造的体育大赛平台还首次采用奥运会项目和非奥运会项目不同的计分方法，以突出奥运会项目。上海游泳队爆发出强劲的实力，沈坚强一人包揽7枚金牌，庄泳、杨文意等名将笑傲泳池。
举国体制接连创造的成功让中国人喜不自胜，也令不少人盲目乐观开来。汉城奥运会的失败也恰恰反映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对现代化“体育强国”理解的片面性，也说明“举国体制”在发挥巨大作用后优越性被盲目夸大。
举国体制的能量投射在全运会上，而它也在改革开放后着手试水市场化。
其实早在1979年的第四届全运会上，商业广告就出现在比赛场，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的相关人员透露，当时的纯广告收入接近1万元，同时还对外发售了会徽、纪念章，甚至还有纪念币。
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运会中，市场开发收益尽管与上届全运会持平，但在机构设置中，则有了一些新变化，主要是在竞赛组下设了广告收入组，主要负责场地广告、电视转播等国内外广告业务，市场开发仍然没有独立的机构和相应的开发方案。
当六运会来到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时，赛事组织方开创了依靠社会力量办好全运会的先例。
洛杉矶奥运会商业化操作盈利给了组委会不少信心，他们专门成立的全运会服务总公司，主要负责该届全运会的市场开发工作，通过广告、电视转播、发行体育基金、发行奖券。开展全运旅游等方面共筹得约7000万元人民币（含实物）。通过洛杉矶奥运会一炮而红的健力宝也在全运会上赞助了250万元的巨款。
广东人也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全运会这样的体育大赛能在中国依靠市场化获得收益的可能性。
试水市场化
向奥运战略倾斜
“运动员从‘讲奉献’到‘讲价值’，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运动员确立个人价值的最高值，以在国际大赛上升国旗、奏国歌为己任。”
——中国奥委会前副主席肖寿章
中国体育在奥运会上的成功也让这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拥有了申办这项人类体育盛会的野心。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一个国家体育的高度，同样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有效展现。
为了配合申办2000年奥运会，1993年开始，实施奥运战略被纳入全运会乃至中国体育的历史。
相较六运会，七运会时隔六年在1993年举行，此后全运会悉数安排在奥运会后一年以保证在全运会上出人才、亚运会上练人才，进而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从竞技体育的专业角度观察，过去六届全运会项目过于庞杂。“战线实在太长。而国家经费又有限，因此80年代就想减项目。”肖寿章口中的“减项目”，就是减去那些非奥运项目，“利用全运会的竞赛杠杆调节全国布局，无疑是最好的方法。”一些非奥项目全运会不设，地方也会砍掉。
七运会原定的主办地是四川，但是考虑到当时当地的办赛能力，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最后只在四川举行部分赛事，多数比赛在北京举行。
“全国运动会第一次放在了奥运会之后举办，这表明全运会开始为奥运让路，中国竞技体育的重心悄然由全运会转移到奥运会。”就像中国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卢元镇说的那样，这个调整也带来了潜移默化的两点：上届奥运金牌数可双倍算进全运会；解决地方队集训和国家队集训的矛盾。这样的初衷最终也在全运会的变化中一度变味。
在这届全运会上，“马家军”连破女子1500米、3000米和10000米世界纪录，王军霞、曲云霞成为最大亮点，更重要的是，全国上下沉浸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等待中。而七运会也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组织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能力的窗口。
国家体委的《奥运争光计划》在当年年底开始起草。作为计划参与者之一，肖寿章把这一计划形容为“资源整合”，包括全运会项目调整，最为关键的目标即为奥运会。竞技体育职业化，即足球俱乐部制，也在此时启动。
从那时起，中国也开始主动“走出去”。当年，肖寿章作为团长带领中国大学生代表团参加美国布法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次是中国第一次以平常心对待一次大赛，我最担心的不是夺金的压力，而是运动员跑了。”在美国比赛，肖寿章亲眼所见南美国家棒球选手，越过栏杆爬进等在外面的汽车。如今一晃20年过去了，一路伴随着中国体育起落走来的肖寿章，最大的感触是，中国新一代运动员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变化，他们从“讲奉献”到“讲价值”了，“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运动员确立个人价值的最高值，以在国际大赛上升国旗，奏国歌为己任。”
1997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先前训练竞赛六个司逐渐变成二十多个项目管理中心，体育总局仅留下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两个业务司。而各个项目的经费，肖寿章说，“由过去国家投入，增加了项目管理中心自我运转与体育彩票部分补贴。”逐渐调整与改进的体制，保证了奥运金牌的顺利与正常“生产”。这也意味着这一年在上海举行的八运会成为奥运战略全面实施的起点。最重要的改革方案是为了与“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相适应，只设立了28个大项，除武术作为中国传统项目继续保留以外，其余全部上演“奥运节目”。
另一项改革方案是为球类集体项目记双牌双分，以促进球类集体项目的发展。就连当时普及率还非常低的球类集体项目，如曲棍球等，开始受到各省市的重视，有的省市甚至尝试引进国外高水平教练。1999年接过国家女曲教鞭的金昶伯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引入的。这些改革举措的有效实施得益于地方政府对竞技体育成绩的关注，简单说就是对金牌榜的关注，这种关注在一些地方逐步演变成所谓“金牌政绩观”，后来卢元镇等一批体育社会学学者也指出全运会就此开始变成金牌榜的游戏。
八运会东道主上海队获得金牌榜第一也开启了东道主全运金牌榜榜首的“潜规则”。也是那年，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开始参加全运会。
全运会的转变
有些偏离轨道
“我们一直在喊淡化金牌，但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用金牌来带动发展的做法，结果使得我们的体育资源更高密度地向高端集中。”
——中国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卢元镇。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了28枚金牌，金牌和奖牌总数首次进入世界前三，中国体育迎来了新的腾飞。2001年，中国体育又一次迎来历史性突破，申奥成功、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成功举办，国足入围世界杯。
当中国体育在奥运赛场上证明自己时，全运会也从2001年九运会开始逐渐深陷争议漩涡。如果说这一届赛事不少比赛乏人问津的话，与此对照的是，赛场里的争议声却此起彼伏。为了积分争夺，不少省市在如手球等冷门项目中临时拼凑队伍出战，为了应对省市体育官员的政绩考核，各地对金牌重奖之风也就此开始愈演愈烈：从8万元升至20万元。急功近利不仅让不少运动员背负了“经济压力”，同样也使得一些心存歪念的运动员、教练铤而走险服用兴奋剂。九运会首次设立兴奋剂监察组，对运动员进行血检，赛会期间还公开曝光、严肃处理了八例药检阳性和违规案例。
“随着中国体育实力在世界赛场的不断提升，综合实力的增长，夹杂在职业体育和奥运战略之中的全运会也越发尴尬。”北京体育大学教授袁旦的言辞并不激烈，但在不少体育界人士眼中，当整个国家的体育机器全力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运转时，异化的全运会也不再只是单纯的竞技这般简单，而是成为交换政绩、金钱的工具，被锦标主义所蚕食。
“从官方角度看，他们把全运会当成奥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作地方体育政绩最终的显示平台。”著名体育学者易剑东一语道出全运会“灰色价值观”的成因。
从九运会开始到十一运会，在涌现出刘翔、彭帅、吴鹏等一大批明星运动员的同时，全运会的丑闻和争议也没有停止过。裁判无原则的丑恶表现、孙福明引发的“假摔事件”、孙英杰的“禁药丑闻”、跆拳道比赛无缘无故弃权以及艺术体操选手钟玲怒揭圈内黑幕等焦点事件，还有冠军内定，这些形形色色的丑闻和黑幕都让人们陷入沉思，全运会究竟应该怎样转型。
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全运会的“利益色彩”也被勾勒得淋漓尽致。对于那些无法登上奥运赛场的非职业运动员而言，全运金牌被异化为钱+房+分配。在不少省市获得全运奖牌，不但有不菲的奖金，还有运动员津贴上涨的福利。在十运会上，东道主江苏更是为全运冠军开出了40万元外加一套价值60万元住房的高额悬赏。甚至在退役分配上，全运会奖牌获得者也有机会分配到机关、企事业单位。教练和地方体育官员，为了成绩和政绩，追求利益最大化，甚至不惜衍生出种种暗箱操作。
在卢元镇等不少学者看来，被视作国内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全运会的转变有些偏离轨道。“比如说允许低年龄组的三大球比赛进来，把奥运会的金牌算进来，还没有比赛就把近130枚金牌分出去了。结果呢，整体实力强的省份会越来越强，较弱的省份会越来越差，这就失去了某些项目比赛的意义。”更令卢元镇无法接受的是这些年来全运会高喊的“淡化金牌”更像是个空架子，“我们一直在喊淡化金牌，但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用金牌来带动发展的做法，结果使得我们的体育资源更高密度地向高端集中，而业余训练一年不如一年地萎缩下去。”
此外，国家体育总局与地方的矛盾也进一步让全运会变味。“总局要奥运会，而地方备战全运会，加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冲突，进一步放大了奥运战略和全运战略的矛盾，同时比赛的经济效益和举国体制的社会效益，也开始因不平衡而不断碰撞。”
全运会赛场屡生怪象，全运会背后投资的铺张浪费和地方举债、腐败也开始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十一运会以7亿多元的赞助总额创历届全运市场开发之最，这个值得夸耀的数字背后却是地方投资费用的水涨船高。场馆建设等各种十运会的预算，江苏投入65亿元之多。而十一运会济南赛区的审计报告就高达15.55亿元，这甚至不包括济南奥体中心改建、土地整理40亿元的总费用。
一位长期研究体育赛事组织工作的专家表示，从九运会开始，各地掀起了承办各项大型赛事的风潮，一方面希望增加知名度，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愿意负债举办大赛，吸引投资进一步提高当地的GDP。这样的全运后遗症也在场馆后续利用等等各方面显现，以十一运为例，政府入驻济南奥体中心龙奥大厦，但投入运营的济南奥体中心年亏损高达800万元，而济南国际赛马场则成为闲置。一些官员腐败也随着全运会的落幕水落石出，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济南奥体中心原党委书记张忠明落马都与全运会中的贪腐有关。
自我救赎刚刚开始
“综合性运动会目前最大的难点，或者说需要改革创新的地方就在于，如何让竞技体育跟百姓分享快乐结合得更多一点。这里面需要做的文章很多。”——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
2008年，中国为全世界奉献了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而中国奥运军团获金牌51枚，名列金牌榜首，举国体制也就此达到一个顶点。
这个竞技高峰的顶点，在“体育大国”转向“体育强国”的全民思辨中，开始蜕变为中国迈向全民体育的拐点。而作为这个国家顶尖的综合性大赛，全运会也从今年的十二运会逐渐开启自我救赎式的变革。
橄榄球罢赛、花游的争议等等风波依旧困扰着这个试图转身前行的庞然大物，当全运会的价值观与金钱、官位、政绩等等几乎要画上等号时，现实的问题让部分人开始意识到全运会尴尬的症结所在——偏离体育。
射击出现了枪手PK，柔道缩短了“一本”得分时间，蹦床增设了高度加分，手球出现了罚球决胜，武术将拳、刀、棍的个人单项合并为“武林全能”……第十二届全运会正在进行时，一些项目在规则上的改头换面令人耳目一新，这种“变脸”究竟带来了什么？
事实上，规则的变化和改变恰恰是为了比赛更加公平、公正，规避消极比赛，也带给观众更多观赏性。“无论规则怎样变化，都是为了打破垄断，使比赛变得更平衡、更有观赏价值，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和参与。”吉林省体育局局长宋继新说。他认为，这种“变脸”是人文奥林匹克在大众中的一种延伸，就像NBA赛场因为张伯伦独霸内线增加了3秒区、国际乒联将“小球”改为“大球”等一样，如果比赛缺少悬念、关注程度低，就要在规则方面有所动作。
这届全运会的总预算也控制在8亿元之内，以节俭办大赛的形式更好地回归体育本质。十二运比赛、训练场馆，由上届的129个减为117个，其中训练场馆53个不需投资建设和改造；64个比赛场馆中，25个为新建场馆，其中，纯粹为全运会新建的仅10个，占场馆总数8.5%。在开闭幕式上，辽宁方面也取消了大型文艺演出和焰火燃放，总预算为900万元，要知道上届全运会，济南方面的投入高达7000万元。
除了节俭全运外，十二运会也提出了“全民全运”的口号，希望通过大赛让更多人投入全民健身的行列。
“综合性运动会目前最大的难点，或者说需要改革创新的地方就在于，如何让竞技体育跟百姓分享快乐结合得更多一点。这里面需要做的文章很多。”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并不掩饰如今全运会遭遇的尴尬，但恰恰如此，这项大赛需要明确改革的方向，“总的目标和方向，一定是要让更多的百姓分享体育带来的快乐、让更多的百姓参与其中。”
与中国当下社会的一些领域一样，现时的中国体育改革与转轨并不彻底，全运会基本上是靠地方财政支撑起来的，一旦撤销全运会，地方就不再投入了，中国的竞技体育就被釜底抽薪了，所以全运会现在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指望教育体系、文化系统，来承接旧体制的一些专业培训和青少年精英体育人才培养，等同于痴人说梦。”知名体育评论员颜强认为当学校体育、职业体育以及体育人口无法达到需求时，取消全运会根本不现实。就像评论员白岩松说的那样，观众的大幅度撤离，已让全运会到了该进行大改革的时刻，考虑将来全运会该进行怎样的改革，“一个慢慢失去群众关注基础的大型运动会，在尴尬中是走不远也走不好的。”
“回归体育本质”如今是专家学者们一直的观点，而具体如何实施，同样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十二运会首席技术专家、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刘清早认为，全运会应该给职业化或者正在按照职业化模式运行的项目，如篮球、足球和网球等区分对待，把舞台交给那些年轻运动员。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和卢元镇都认为可以让大学生体协参与到全运会之中，“在体教结合的循环下，可以逐步建立起从大众体育、中级体育、高级体育到精英体育的一整套完整的竞技体育体系。”
“未来中国体育如果实现高度社会化，能靠协会、俱乐部支撑，全运会的面貌就可以发生更大的变化。”卢元镇承认全运会的自我救赎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同样不能继续漫长等待，“在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我们永远可以以‘漫长’为借口，但是我们改了几十年了，你还要怎样漫长？全运会我们从1959年开到现在，十二届了，该改的必须要改了，不能老是这也改不了，那也改不了。当然，有些改革确实得自上而下进行，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把自己改掉，光靠体育总局自己来推进改革，似乎根本不可能。”
（本文数据出自新华社、人民网及官方审计数据。早报记者董思韵 对此专题亦有贡献。）
“在体教结合的循环下，可以逐步建立起从大众体育、中级体育、高级体育到精英体育的一整套完整的竞技体育体系。”
——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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