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向东行车近3个小时，180公里高速路的另一端是四川省内江市。成都一知名民办游泳培训学校校长李新双和内江市体校跳水教练郭川，分别在这两座城市中为寻找“苗子”而忙碌着——在李新双学校的宣传片上，花样游泳奥运亚军蒋文文、蒋婷婷姐妹挂着奖牌嫣然一笑，吸引了很多城里学生主动扎进泳池；郭川书包里一叠跳水世界冠军邱波的照片，则是为了鼓励不少慕名而来却因条件简陋难以坚持的村里孩子。
12月初的内江，气温不高，市体校旁的麻将馆人声鼎沸，两个孩子从不远处的内江七中放学后，穿过麻将摊，沿着长长的楼梯下来，进到一间堆满垫子的“地下室”。他们利索地脱了鞋，踩过一条短短的跑道，爬上仅有的两张弹网开始训练。
即便墙上挂着锦旗和邱波的海报，简陋的条件依然让人难以相信，这就是郭川和几十个孩子在汶川地震后用了5年的“跳水陆上训练房”。和这个由食堂改造的训练房相比，郭川说：“以前的条件更差，后来成了危房才搬出来的。”谁能想象，邱波正是在这样的训练环境下受蒙于郭川，用“旱鸭子跳水训练法”开始了他的运动生涯。
“那时，他根本就没沾着水，后来到了省里才开始学游泳的。”1998年，郭川在内江二中的体操房带技巧训练，邱波家和训练场仅一墙之隔，“他大伯和我一起练过体操，一天晚上，他把5岁半的邱波带来，说这孩子很调皮，让我带带。”经过训练后，郭川发现，这个“长得帅，浓眉大眼”的男孩，脚尖、膝盖和柔韧性的条件“很不错”，且“很能吃苦”，遂建议他到省里系统地学习跳水。于是，跟了郭川近两年后，在大伯、娘娘和郭川的捐助下，邱波凑齐了600元训练费进了省队，才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跳水池。
“那些是七八岁的小孩儿蹦上去摸的。”蹦床上方的白色天花板上有一块块灰黑的印子，郭川告诉记者，因层高不足3.5米，又满是房梁，孩子在进行跳水基础训练时怕蹦起来“磕着头”，常会用手撑一下屋顶。所以，即便有邱波作为榜样，“不跳水的跳水训练”依然让很多家长摇头，“你们这儿的环境太差了”。年近六旬的郭川只能又一次从包里抽出两包旧照片，逐一展示与领导和明星的合影，并介绍爱徒邱波的战绩，“很多孩子没见到水，嫌场地差，坚持不下去，我只能做家长的工作了，我得想尽办法宣传呀！”
而在成都，场地问题也曾困扰过李新双，但在她“像发小广告一样”访遍成都中小学寻求合作后，17年的努力，让她的学校有了让郭川“望尘莫及”的条件——西南交大内可同时容纳700人的两个50米标准露天游泳池，和一个在文化宫常年水温27℃的室内游泳池。但有了场地，想实现她“为花样游泳培养后备力量”的初衷也绝非易事。
“她们穿着小内裤，因室外训练晒得黑黑的，长得不漂亮，但腿都特别长，特别漂亮。”
两个小女孩8岁时，李新双骑着自行车第一次见到蒋文文、蒋婷婷姐妹，经过成都体育学校田老师的推荐，她们从蛙泳开始跟着李新双学，姐妹俩“天赋好，进步快，但体质不行”，李新双只能靠家长保证她们的营养，“虽然她们家不富裕，但家长天天坚持给孩子炖汤。”李新双回忆，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天赋能及得上蒋家姐妹的好苗子，但这些家长支持孩子走专业的态度却大为不如，反而是有普及需求的人增多了。“我最早就按花样游泳的选材标准挑学员，很难找到合适的。但后来，有很多小胖墩儿想来学游泳，为了学校继续生存，市场的需求改变了我的观念。”
但左右郭川的却不是市场，他经历的3次变动都与“项目裁撤”有关，他只能笑称自己“命不好”。1984年，从技巧队退役后，郭川成为四川省技巧队的教练，在调到内江市体校后，他在短期内就将内江的技巧项目带到了全省第一。没过多久，省运会和青运会取消了技巧项目，郭川又转而成为蹦床教练。第一周期，他把队伍带入全省前3名，不料，省运会又将蹦床项目除名。从2002年起，无奈的郭川在没有任何跳水设施的条件下，开始专门带跳水。“有项目没有跳水池的情况，在四川基层比较普遍。”这种情况让郭川自己跑小学和幼儿园“挑人”显得十分困难，但郭川又一次带着孩子们“挺进了专业队”，“蹦床的送到重庆3个，技巧省里收了4个，跳水进了6个。”郭川边摇头边笑着说：“条件最差的送得最多。”
但进不了专业队的孩子又有何出路？“他们在我手上也就一两年。”在基层体校近30年，因始终无法让孩子“触水”，郭川这样的教练只有尽可能把队员往省里送，而且“名额之类的限制在逐步增多”。年龄大一些的学生，据内江市体校副校长林春晖介绍，除了进专业队的，初中毕业后有的直升高中考大学，有的则选择做生意进入社会。
相比而言，李新双的学生选择则比较多，除少量进专业队外，不乏“为了出国”或“为高考加分”学习游泳的学生，李新双在“尽量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需求”的同时，也尽可能发掘人才，“项目参与的基数大了，更容易发现好苗子。”李新双表示，“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在有游泳基础的学生里，再寻找花样游泳和水球等项目的苗子，能让选材更科学。”但如果家长误导了孩子的体育观，“再找到下一对蒋家姐妹的过程会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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