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题策划 本报记者 雷煜
■本专题撰文 本报记者 白志标 黄越滔
■本期特邀嘉宾 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 易剑东
众所周知，在中国体育界，金牌是一个硬指标，体育总局对各项目管理中心有金牌指标，各项目管理中心对各支国家队同样有金牌指标，同时地方体育部门的考评中同样有不同级别赛事的金牌指标，“唯金牌论”被认为是我国体育体系的核心考评参数。不过，近年来无论是“唯金牌论”还是其背后的举国体制都遭到诟病，外界呼吁体育部门应将重点放在国民体质上。如今，中央已经明确提出，今后各级不再一味以GDP排名比高低，要的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发展。那么对于体育来说，今后各级考评是否也会有所改变？金牌论是否“寿终正寝”呢？本期三言二拍特邀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教授与本报记者作一番探讨。
真实现状
金牌背后可牵出完整的利益链条
唯金牌论如GDP崇拜
白志标：金牌到底有多重要，这从每届全运会、奥运会上各地政府和现场体育官员、地方教练员的表情上就能看出，过去为金牌欢呼确实是替运动员为国争光感到高兴，但现在我想更多的是其他想法，我曾经听过地方体育官员在夺金后感慨：“这四年没白干了。”而原本有希望最后却没夺冠的运动员、教练员乃至体育官员却很沮丧，我相信大多数是因为评级、升迁等会受影响。有一种说法是“运动员脖子上的牌子等于自己的房子、教练的票子、领导的位子和地方的面子”。一枚金牌背后往往可以牵出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一位业内人士坦言，国家层面是奥运会，省一级是全运会，这两大赛事决定了体育官员的经费、奖金、职称和待遇。
易剑东：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功利化倾向，只求大赛的金牌数量，而不考虑不同项目之间社会地位、普及度和影响力的明显区别。非充分（普及发展）、不完全（项目种类）、未对等（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程度），这9个字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体育发展的特色。我不赞同将群众体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与竞技体育来做机械比照，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些地方体育部门的领导将金牌置于无上地位，让其他一切体育事务为金牌让路的观念和做法。而这种做法，无疑与以金牌数量作为考核体育官员最重要指标的考核机制是相关的。
黄越滔：你们说的这些问题的确是事实。不过，抛开这些复杂的东西，单纯从竞技体育来看，金牌对运动员来说是最重要的，不渴望金牌的运动员绝对不是好运动员。胜者为王，竞技体育本身是很残酷的。或许随着体制的改变和进步，一些过于功利的现象会逐渐减少，但金牌是运动员的身份、地位的象征，和收入直接挂钩，这很难改变。
白志标：体育系统对金牌数量的执著，我觉得与某些地方政府挥之不去的GDP情结如出一辙，因为体系内对工作特别是成绩的考评中，存在着金牌效应，拿金牌意味着有成效。不说别的，原来体育总局领导中少有主管冬季项目的领导，而中国军团在冬奥会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后，原来冬季管理中心主任肖天也随之升迁到了总局领导的位置上，肖天的工作能力毋庸置疑，但在其升迁过程中，冬奥会金牌绝对起了重要作用。
外界不满
对体育价值观长期存在误读
改变考核可更合理分配投入
黄越滔：我觉得在竞技体育领域，强调金牌是没有问题的。之所以很多人抨击金牌论，可能是因为各自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我就是在举国体制的大环境中成长的，作为体制内的受益者，金牌论曾经带给我们这一代包括上一代和眼下这些现役运动员很大的压力，但回过头看，这压力真算不上什么。更准确地说，领导和教练不断强调的金牌论其实就是一种督促和动力。金牌论是否应该调整，或者该怎么调整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的。竞技体育是一个非常强调专业性的领域，所谓隔行如隔山，外行人在抨击金牌论的同时，应该先问问自己是否对竞技体育有足够的了解。
白志标：对体育的认识我们必须与时俱进，而普通民众对于体育的要求也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增加。或许在以前，我们认为体育的最大作用就是拿金牌，振奋国人士气，但如今，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都重要已成为社会共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本不相悖，相当于中国体育的两条腿。如果还单纯以竞技体育的金牌作为考核体育部门工作的主要指标，那就是明显地落后于时代，难怪“唯金牌论”受到越来越多质疑。所以说，唯金牌论不是该不该调整的问题，而是必须调整，当政绩考核方案不再以金牌数量为单一衡量标准，官员才有动力把精力和财力真正投向群众体育。
易剑东：中国并不是有谁在刻意限制大众体育的发展，但由于长期人为强化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功能并不断提高其地位，唯金牌论实际上对中国大众体育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挤压作用。总结起来，即公民的体育权益被忽视、社会的体育需求得不到满足以及整个体育事业的社会效益不高。从国际上看，竞技体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大众体育开展得都比较好，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之间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在中国，竞技体育的地位被人为地强化了，于是就出现了竞技体育不能与大众体育对称发展的奇怪现象。
白志标：现在令外界不满的是，我们在体育价值观上长期存在误读——过度重视金牌，过度地将竞技体育等同于整个体育，所以在资金投入上也是竞技体育占了多数。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曾说过，在竞技体育上投入大概4.8亿元，在群众体育投入2.7亿元。2008年，国家体育局局长刘鹏称，国家每年对体育的投资为8.8亿元，一个奥运周期至少投入35.2亿元。2009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刘鹏明确指出，各级财政对群众体育事业投入过少。再看看其他国家：2012年，俄罗斯70%至90%的体育经费都用于青少年体育，日本体育预算中仅有0.5%用于竞技体育，其余皆用于群众体育。
解决办法
体育政绩该如何评定？
体育公共服务应纳入考核
白志标：若要斩断金牌与政绩之间的利益纠葛，改革现有体育工作评价体系就成为必然。不久前，国家体育总局一位负责人透露，今后对各级体育部门官员考核的评价体系将向群众体育倾斜。广东等一些发达地区已开始淡化“金牌考核”，市县以下的体育部门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群众体育上。应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易剑东：我们知道，体育行政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为人们提供体育公共服务。但从总体上看，我国整个体育公共服务总量不足的矛盾突出。我认为，在政府层面，要用面向大众的群众体育发展战略全面取代竞技体育的金牌战略，要用广义的大众体育举国体制取代狭义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但这种价值观的改变，不能指望体育界依靠自身力量进行，需要国家来决策。大众体育、国民体质健康这一部分也应被纳入政府的公共事业，由政府来扶持、发展。此外，要改变人们过去对体育价值的一些误读，应加强体育对公民协作、奋斗、坚韧、平等竞争等精神的培育，而不仅仅是强调体育对百姓健康素质和健康水平的作用。
黄越滔：我个人认为，“唯金牌论”绝不是不要金牌。尽管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大众体育，但如果在发展大众体育的同时，奥运会上的金牌数却直线下降的话，我想人们也不会欣然接受。在竞技体育领域，成绩和政绩是不可能分开算的，成绩的体现某种程度上就是金牌。改变体育工作评价体系，只是要改变“唯金牌论”，即在以金牌占主体地位的评价体系中提高其他指标的权重，比如体育设施建设、体育人口的增加、学校体育的开展、健康水平的提高等。
白志标：就体育工作来看，主要分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等，未来体育的考评体系中也应该有此体现。尤其是现在更强调国民体质的整体提升，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在整个考评体系中占的比重应该更多，毕竟只有这个基础夯实了，作为顶层的竞技体育才能变成有源之水。
易剑东：如果将来不再以金牌为核心，那么体育部门提供体育公共服务无疑将成为一个考核内容。国民体质检测的覆盖率在2008年只有0.95%，2009年也只有1.04%。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要实现公民体育公共服务全覆盖，委实是个难题。
另外，有调查指出，建设部门和体育总局2005年共同推出的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标准，目前在很多地区还是被忽视，按标准建设的少之又少。而最近有调查表明，我国青少年和大学生业余时间从事体育锻炼的人比日本、美国等国家少一半以上。调研还表明，身边缺乏必要的体育设施是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些都是体育乃至教育部门更需要重视的事情。在经费分配和工作分工的序列里要有公共体育设施的分量，就必须有具体的数据指标，这些都应该成为未来考核体育部门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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