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澳网渐入佳境，李娜能否在澳网这块“福地”上再有上佳表现引人关注。如果以打进大满贯赛事女单四强的频率作为参考标准，墨尔本的确最有可能成为李娜再圆大满贯冠军梦的地点。
但无论李娜能走多远，以她为代表的中国网球，都已在国际网坛赢得一席之地。中国作为奥运金牌大国，却无法成为体育强国，一直是一大尴尬，因为中国的优势项目几乎全都是国际职业化程度较低或非主流的运动项目，国际职业化程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项目，却往往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短板。
不过，网球已经成为例外，而这种例外也提醒着中国足、篮、排球等很早就开始职业化尝试却止步不前的运动项目，放手改革并不是那么难。
中国网球主动与国际接轨
自己负担参赛、训练、聘请教练等所有费用，比赛奖金和赞助收入也基本由个人独享，李娜、郑洁、彭帅和张帅等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如今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单飞”之路。
中国网球在 2009年开始对部分优秀运动员实施“单飞”政策，毫无疑问，这一政策极大地激发了优秀运动员的潜能。李娜能在2011年夺得法网女单冠军，跻身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运动员行列，与“单飞”密不可分。
不过，在2008年之前，“单飞”却是中国网球的一个敏感词。李娜和彭帅等中国女网的主力队员都曾与中国网球运动的管理者发生过激烈冲突，或直接表达“单飞”意愿，或采取炮轰国家队和重大比赛出工不出力等抗争手段。
当时，引起中国女网部分主力队员不满的主要矛盾，是比赛的奖金分配和国家队无法提供个性化训练计划。
国家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曾说：“外国选手都羡慕我们的‘举国体制’，她们训练和比赛所涉及的一切工作和花费都要靠自己，而我们的队员是由国家提供各项保障条件。”
然而，当中国网球放开“单飞”政策之后，具备条件的优秀运动员纷纷放弃了令人羡慕的“举国体制”，哪怕“单飞”之路不太顺利——晏紫就因为“单飞”濒临破产，去年刚刚“单飞”的小将张帅也感受到了陡然增加的经济压力。但相比起“举国体制”的保障，一名优秀职业网球运动员更渴望获得与自身价值相匹配的经济回报，和可以使个人竞技实力得到更大提升的个性化训练，这两项都是体制内运动员难以获得的。
在国内不少网球教练看来，李娜、郑洁和彭帅这拨“单飞”的中国网球运动员赶上了好时代，“举国体制”的优势她们享受到了，“单飞”政策她们也赶上了。这个好时代的背景是中国网球必须与国际接轨的现实需求。目前已经“单飞”的彭帅和张帅都是天津队队员，天津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训练部负责人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网球本身是一个高度国际化和职业化的运动项目，中国网球运动的改革步伐要比很多运动项目快，这与网球的国际化、职业化特征有很大关系。”
天津是中国网球后备人才实力最强的城市，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国际发展战略，比中国网球国家队选派李婷、孙甜甜、郑洁和晏紫等队员常年参加国际比赛的时间还要早。
在这名负责人看来，如果“单飞”政策能够促进运动员取得更好的运动成绩，运动队的目标就达到了。“运动队要的就是运动员能出好成绩，不管是‘单飞’还是其他什么政策，都是实现运动员出成绩这一根本目标的手段。”这位负责人表示，至于运动员“单飞”后得到的奖金收入提高，看似运动队的收入有所损失，但这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运动队并不是为了赚钱而存在的。
孙晋芳不久前在回顾中国网球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时表示，中国网球从关着门玩到与国际接轨，经历了一个对网球的职业化和国际化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
全面职业化改革是发展必然
中国家长培养子女练网球的心态正随着中国网球运动的国际化和职业化发展趋势而变化，“举国体制”已经不再是中国网球运动员培养的唯一模式。“天津是中国最早开展网球运动的城市之一，网球氛围一直都有。虽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中国网球的国际大赛成绩不如现在，但那个时候天津练网球的孩子比现在还多。” 天津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训练部的这位负责人表示。
而在北京某国际网球学校董事长丁叮看来，2008年之后，中国网球培训市场迅速升温，很多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进网球培训俱乐部，而不是网球专业队。
孙晋芳在几天前预测，未来十年，举国体制之外培养的运动员将可能占到中国网球运动员的50%。
天津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训练部的这位负责人也相信，中国网球继续进行职业化和国际化的改革将是大势所趋，因为网球的国际发展环境会不断推动国内网球进行改革。但他不认为中国网球的“举国体制”会很快被取代，“打个比方说，‘举国体制’的网球专业队是‘国企’，而社会力量培养网球运动员的体系是‘私企’，就目前来看，国企掌握的软硬件都远远优于私企，所以，就算是再过十年，我也不认为‘举国体制’外培养的运动员会超过体制内培养的运动员。”
而且，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富裕家庭较多，而二线及以下城市，包括天津在内，仍有很多家庭生活水平不高，他们送子女练体育的唯一想法，就是给子女找一条出路，这些家庭仍将高度依赖“举国体制”。
“只要培养青少年网球选手的社会赞助和培训体系搭建起来，有天赋但家庭条件不好的青少年网球选手就有成材的机会，不用担心他们会被埋没。”丁叮曾向记者表示，中国网球的下一步职业化发展，需要相关主管部门为社会赞助和培训体系的完善提供政策引导和保障，国外优秀网球运动员也不是都来自富裕家庭。
其实，随着中国网球竞技实力的提升和受关注度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各级网球专业队对赞助商的吸引力也在增强。天津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训练部负责人相信，如果真把网球专业队推向市场，他们的适应能力肯定比其他很多运动项目强，“毕竟，中国网球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已经很高。”
网球的改革经验未必能复制
中国网球的职业化改革进程是中国体坛的一个特殊现象，在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看来，“网球在中国是一个小项，原先的受关注度也不高，这使得网球进行改革的阻力要比足、篮、排等大球项目小很多。说到网球的职业化改革模式能否被其他项目所借鉴，还是有很大疑问的。”
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国家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提出了“管办分离”的想法，但是在外界看来，这种名义上的“管办分离”是换汤不换药。
1月17日，在中国篮球相关论坛上，姚明和王治郅两大中国著名篮球明星双双提问篮协，“我们办联赛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联赛到底该由市场来主导，还是靠行政力量来驱动？”但对于这两个有关中国篮球职业化发展的核心问题，中国篮协官员在会场上却顾左右而言他。
姚明表示：“为什么过去体育总局推出的这些改革方针都受到很大的非议？用一句粗俗的话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因为难以割舍自身的利益。”
从国家体育总局赖以存在的奥运会成绩，到地方体育局安身立命的全运会成绩，奥运战略和全运战略是维系中国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生命线。易剑东认为，只要对体育主管部门的考核标准不变，体育职业化改革就很难真正推进。即便是改革步伐已经走得很快的中国网球，也会后继乏力，正像孙晋芳所说，未来十年，网球将步入改革的“深水区”。
因为有各种比赛任务，各级体育主管部门才组建队伍、培养队员并因此获得经费、奖励，如果没有了比赛任务，所有这些工作都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在国际上主流和影响力较大的体育项目，通常都高度职业化。中国本应充分与国际接轨的体育项目，如足球、篮球，却迟迟无法做到真正的职业化。足球联赛、篮球联赛的管办分离至今仍是一句空话，姚明表示：“管办分离肯定是未来的方向，对此，俱乐部投资人和篮球事业单位管理人员都很明白。”但无论中国足协还是篮协，却一直不愿在“管办分离”上放手。
与不断推进职业化改革并因此接连获得成绩突破的中国网球相比，中国足球、篮球乃至排球的成绩停滞乃至倒退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在职业化改革上的不作为。
正如姚明所言，改革的力度有多大，决定着我们能走多远。
本报北京1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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