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深球迷的心里，宋世雄招牌式的解说和1978年第11届世界杯密不可分。他那充溢着速度感的锐利声线贯穿了以后的几届世界杯，成为足球场上空的一道风景。北京体育广播在巴西世界杯即将到来之时，邀请宋世雄和大家一起共同回忆那段美好时光……
第一次转播世界杯信息获取成为最大转播障碍
1978年广播事业局的领导决定要对第11届世界杯进行一次转播，就是整场的来进行现场直播，或者是录像。因为有时差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新颖的东西。意大利队对巴西队这场比赛，这是在当地时间是6月24号，也就是北京时间的6月25号，这在北京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另外一场比赛就是决赛是阿根廷队对荷兰队这在当地时间是6月25号，北京时间是6月26号的凌晨两点。这个从来没有转播过外国的体育比赛，也没有转播过外国的节目，线路怎么办？当时决定请邮电部租用卫星线路，是从阿根廷的地面卫星站把它发上去，发到大西洋的上空，收了以后然后英国的地面站把它接受下来，再把它转发到印度洋的卫星，从印度洋卫星下来以后到达北京的地面站，再传送到中央电视台。
当时的转播就是看着电视画面同步解说，这是凌晨两点，那么上午传了以后晚上就播。作为一个体育评论员如果不到现场采访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必须要做方方面面的准备，对两个队要进行准备，对整个世界杯要进准备，最重要的就是运动员，因为阿根廷、荷兰、巴西、意大利的运动员，我们都不认得，这个怎么办这个难度很大，我们就想尽了办法，到当时国家体委的体育科研所去找这些人的照片，把他照片都找来，到对外部（国际广播电台的前身）的阿根廷、拉美语言组，去找当地的报纸，因为这已经是决赛了，他前面发了很多他们运动员的这些情况，我们就把他们照片都剪出来，这个叫肯贝斯，这个叫伦森布林克，那这个叫内斯肯斯都得把它编上号，把这些照片都贴到纸上，然后放在我们的转播台上，然后把这些人的长相都弄清楚。
应该说11届世界杯不管是对我们从事足球专业的这些个体育工作者来说、教练员、运动员来说，也不光是对我们这些从事体育报导的这些记者、评论员来说，也不光是我们从事这些技术、设备这些线路传送的人来说，也不光是体育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启迪，开始认识到世界杯，从此中央电视台和各地的电视机构就开始对每届世界杯进行了大量的报导。
生背、生烫、生抗三生有幸的宋世雄
当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打响的时候，我们的世界杯转播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一个人单挑22场转播，19个小时的专题节目制作。由于转播费用很高，只能和亚广联其他的成员国合作，分摊这笔费用。所以我们就派四个人的小组，在香港无线电视台内地解说，这个是历届世界杯里面我觉得是比较艰苦的一项工作。香港那个时候是最热的时候，我们当时提供的费用很有限，房间条件最差，而且一夜一夜的工作，时差完全都变了，中午11点在食堂里边吃点东西回去睡觉，一直睡到下午5点多钟起来准备材料，晚9点钟到香港无线电视台，11点开始制作，天天如此，所以这个工作量确实很难承受。
6月底开始一直到7月1号，要了解24个队，14个队600多名运动员，因为整个比赛是52场，我们实际上报导是41场，因为有几场的转播的时间不适合，一共11场没有报，这么大的量而且这么些运动员，这个对我们来说确实难度太大。运动员的名字就是背，然后到了早晨的时候这嗓子也不开，都是黏的，所以没办法用开水烫，生烫，就是把它烫开，就是这样，天天都是。
现在的足球，不是说光进一个球比分的变化，他所有的一次进攻、所有的一次防守和所有的一次过人和所有的一次配合都是一种艺术，他有他的文化素质。为什么中国运动员现在保持着这么一个低水平，我们的素质不够，文化素质不够，知识素质不够，体能素质不够，我们的思维能力没他强。你像那个苏格拉底他是博士,克鲁伊夫这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同样一件事，在场上处理的时候它就不一样。你像马拉多纳他的自信心就这么强，我想过你，你拦不住。
1986年，转播第13届世界杯时，报道场地依然在香港，与1982年那次相比，这年世界杯的转播量更大了，52场比赛全部都转播了。这次的解说任务没有全部压到宋世雄身上，和他同去香港解说的还有孙正平。
1990年，转播在意大利举办的第14届世界杯时，中央电视台开始自己买报道权，而不再与别人合作来买报道权，也不再租用卫星，一切都是自己独立去做。解说依然没有设在现场，而是在电视中心，依然由宋世雄和孙正平两个人来解说。1994年，宋世雄最后一次解说了世界杯。转自北京体育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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