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蒂尼说，我的人生就是一场球赛。我说，我的人生就是一届届的世界杯。
这当然没有什么可比性，却一定有很多的代表性。诸多像我一样的足球看客，都会把即将到来的一个月，当成四年一度的狂欢季，而每到这时候，我们又会不经意间回想起之前的四年，再之前的四年……
时间就是这么悄悄溜走的，人生就是这样不经意地发生着改变。岁月，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从1990年开始，我已经看了六届世界杯。六个酷热难耐的夏天，浓缩着我的青葱岁月。一起来看看吧，也一定能从中找到你的影子，你的痕迹，你的感慨。
神奇的米卢
十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向米卢求证。他笑了：“你多大了？报纸上的东西也不能全信。”
那年的意大利之夏是我看的第一届世界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那是最精彩、最无可比拟的世界杯，也许最初的印象总是最美好的。我依然记得昙花一现的斯基拉奇，泪流满面的马拉多纳，风度翩翩的贝肯鲍尔。
当时我们还住在父亲所在工厂的家属院里，深更半夜和小伙伴相约看球，显然是兴奋而愉悦的事情。但作为刚上初中的十来岁的孩子，在家里显然没有话语权，在一般的家长看来，该睡觉时不睡觉，爬起来看一个破球赛，有点大逆不道的意味。所以我们还得找一家家长是球迷的家庭安营扎寨。
那届世界杯的决赛在德国和阿根廷之间进行。前一天的傍晚时分，我便和一个住在五楼的小伙伴相约“亮灯为号”：如果他按时起床了，就把家里的电灯打开，我就可以上楼敲门；如果他没睡醒，自然就不亮灯了，我也就无须爬楼梯。
显然，那个小伙伴的父母都很开明，我们一起目睹了布雷默罚进点球，帮助德国队1∶0击败阿根廷队的比赛。赛后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个细节，本来德国队的点球手是马特乌斯，但他却将机会拱手让给了队友，他对布雷默说：我的鞋有个裂缝，还是你来罚吧。
那一年，我还不确定自己的未来能干些什么，但看到电视里的足球评论员，就会生出无限的羡慕。看看人家，看看球，说说话，就算上班了，还有比这轻松、简单的工作吗？
从那年开始，我开始疯狂阅读报纸上的体育新闻，当时国内做得最好的是《新民晚报》。每个炎炎烈日的晌午，我便骑着自行车跑到报亭，虽然报纸从上海运来，要晚两天，但那些妙笔生花的文章，还是让我如痴如醉。其中一篇文章说，当时率领哥斯达黎加参赛的主教练米卢和队员们打赌：如果小组出线了，他就从意大利走回国内。最终，球队竟然真的创造了奇迹，队员们要求兑现承诺时，米卢却笑笑说，咱们还是好好准备下一场比赛吧。
十年之后，那个电视中的米卢和中国足球联系在了一起。2000年3月，我在上海嘉定采访米卢带领国家队第一次集训，还特意就这个细节向米卢求证，听罢我的问题，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你多大了？报纸上的东西也不能全信。”
迷途的老马
凡是看过马拉多纳踢球的人，都不会把他当成人类，因为他就是一个神。
球场上的天才，球场外的傻子，这就是这届世界杯留给我的印象，当然，主角是马拉多纳。和他比起来，那一届巴西和意大利的最后点球决战，以及忧郁王子巴乔那个让无数少女心碎的背影，已经不算什么。
凡是看过马拉多纳踢球的人，都不会把他当成人类，因为他就是一个神。不管是之前的贝利，后来的罗纳尔多，还是如今的梅西、C罗，都无法和他比较。那一届却是马拉多纳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绝唱，因为他吃了兴奋剂。
被查出兴奋剂之前，阿根廷还3∶0击败了尼日利亚，那场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拉多纳的任意球快发，非洲人犯规后，还没癔症过来，老马已经一脚直传把球塞给了前面的队友，后者形成单刀，将皮球打进球门。
任意球还能这么发吗？这是不是有点胜之不武呢？很多人当时都会和我一样，有过这种想法，但想法还没消退，又从前方传来惊人的消息：马拉多纳在赛后尿检中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幸运的是，国际足联的处罚还是网开一面：只有老马被逐出世界杯，而阿根廷的成绩依然有效，只是，没有了老马，阿根廷还是阿根廷吗？小组出线后，他们也被淘汰了。
但马拉多纳并不服从处罚，接受采访时把国际足联骂得狗血淋头，称之为“黑手党夺走了我们的胜利”，那一年，他的新闻不断，不是和记者打架了，就是在酒吧闯祸了，要么就是比赛时往主裁判身上泼水。看来，天才的智商和情商总是成反比。
2003年，手头拮据的马拉多纳到中国做生意，正好在北京工作的我，有半个月都是采访他的活动。但老马就是老马，说变就变，随心所欲，总是有理，让人苦不堪言。
有一次，本来说好了晚上六点开新闻发布会，但老马却留在高尔夫球场不肯回来。他的中方经纪人也着急上火，弄得满嘴是泡。毕竟，那些京城媒体都是大爷，哪一家也惹不起？无奈之下，他又是请吃饭，又是送足球，一些坚守的记者也算没白耗，每人都让老马在足球上留下了亲笔签名。
我也不例外，那个足球现在还收藏在我的书柜里。
人生大转弯
父亲心疼他的儿子每天就这么废寝忘食：“如果能到报社工作就好了，可惜咱家没这个门路啊。”
这一年我已经参加了工作，当然，对于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人，又能干些什么呢？我在一家商场当营业员，每月的收入也就是四百块左右。但这点儿钱在当时已经不是我的主要经济来源。1993年5月6日，我的第一篇文字在足球报发表。到了1996年，随着建业队开始打甲B，河南本土又缺少足球记者，我由一名业余写手，兼职做起了一些外地体育报刊的特约记者。一时间，稿费甚至超出了正常工作收入的好几倍。
对于这种生活状况，我很满足，毕竟已经在干着自己梦寐以求的事情，过瘾、快乐而充实。只是，父亲则心疼他的儿子每天就这么废寝忘食：“如果能到报社工作就好了，可惜咱家没这个门路啊。”
机会说来就来。就在那届法国世界杯进行之时，郑州一家电视台搞了一个足球节目，邀请我当球迷嘉宾。和我一起应邀的，还有当时的河南商报文体部主任张晓枫。
聊足球，对于我来说当然不是什么难事。即使面对电视镜头，在度过了少许的紧张和不安后，就可以发挥自如滔滔不绝说起来。录制完毕，电视台的编导很满意：“几乎不用怎么剪辑了。”
也就在那次节目结束后，没过几天，正在上班的我接到了张晓枫打来的传呼：“电话里说不清楚，你来商报一趟吧。”我隐约感到自己要时来运转了，很快就来到了当时还位于同乐路的商报社。张晓枫说：“我这个部门已经进进出出好多人了，都不合适，你愿意来试试吗？当然，学历会有些问题，但不会是大问题。”
再后来，熟络了之后，张晓枫说：“当时看见你对着电视镜头，小脸红扑扑的，很自信的样子，我就觉得你是个人才。回来后，我就向领导大力推荐了。”每个人的前进过程中，总是需要贵人相助。有他们的扶持，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有了这段经历，那届世界杯就成了完全的陪衬。当时的最大冷门是巴西队在决赛中发挥失常，0∶3不敌法国队，丢掉了冠军。而当时的罗纳尔多则如同梦游，全场不见踪影。多年以后，来中国执教的阿里汉在北体大演讲时解开了谜团：“罗纳尔多当时病得不轻，本来是上不了场的，只是因为和赞助商签了合同，如果不上场就要赔很多钱……”
我们在韩国
编辑追问：“你是谁啊？”被打扰的范志毅也没好气：“我是谁？你管我是谁啊？”
2000年，我南下广州，加盟了刚刚创刊的《南方体育》。此时正逢国内体育媒体的全盛时期，只广州城内就有四家体育报：《南方体育》、《足球》、《体育参考》、《羊城体育》。
碰到四年一届的足球盛事，各路媒体自然全力以赴，再加上中国队破天荒地冲进世界杯，球迷们的热情也空前高涨。作为媒体的新生势力，我们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于是，一个十余人的记者团奔赴韩国，和中国队一起驻扎在西归浦。
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南方体育》那群人是国内最有才华的报业人团队之一，尤其是名声在外的“五文弄墨”，都在这个团队中激情迸发了。不过，虽然个个都是球星，但组合在一起，却未必是梦幻之队。由于前后方沟通的疏漏，再加上记者团中缺乏管理型人才，我们在韩国闹了不少笑话，有些事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匪夷所思。
比如，当时媒体都在中国队当中培养自己的内线，为了联系方便，还为他们配备手机。我们的一个记者把自己正用的手机给了范志毅，却忘了跟后方编辑交代。于是，当范志毅进入梦乡、我们正在奋笔疾书时，后方的编辑拨通了那个号码。听到陌生的应答，编辑就追问：“你是谁啊？”被打扰的范志毅也没好气：“我是谁？你管我是谁啊？”铃声就这么反复大作，范志毅哪里还睡得着觉？
还有一次，中国队比赛结束后，我们为了抓到最新鲜、最劲爆的现场猛料，特意订了和他们同一个航班的机票。连夜赶回驻地后，紧赶慢赶写完稿子，和后方取得联系后，却被告知：已经截稿了，稿子不要了。理由则是，现在各地出的世界杯特刊太多，必须提前出片，争取让报纸早点儿上报摊，否则就要落后了。消息传来，我们这些身心俱疲的人都成了炸了气的皮球：你倒早点说啊，沟通起来就这么难吗？早点说一声，我们也不用费这么大的力气，也可以既省力气也省钱，何必这么出力不讨好呢？
虽然第一次身临世界杯的现场，但我的感觉却一点也不好。每天看中国队的训练，都淡出鸟来了，还要绞尽脑汁去填充那些大块大块空白的版面。一位资深记者说：“什么叫距离产生美？你以为世界杯就是来看中国队这些蠢货的？如果都是中国队这种成色的队，这世界杯还能看吗？”
结束了韩国之旅，我们回到国内才了解到，因为各地的都市报都办了世界杯特刊，专业报的特刊就有明显的劣势，价格贵，没有太多独家新闻，很多报纸都烂在了报摊上。主编感叹说：“我们有两千万，用它干什么不好，却用来自杀！”
发了笔小财
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久未联系的朋友：“你怎么冒出来了？我之前找过你，但却查无音讯。”
此时我移居到了京城，就居住在繁华的中关村，国内几大门户网站几乎都聚集在此。世界杯报道的竞争也从纸媒转移到了网络，动辄上亿的投资对于那些在美国上市的网络大亨不在话下。很多传统媒体的从业者也纷纷转型，杀进了网络世界。与报纸还有个截稿时间相比，网络则需要24小时不间断更新，工作的强度和密度都不是纸媒能相提并论的。
我之前的一位同事也到了一家牛气冲天的门户网站的体育频道当副主编。他主动给我派了点活：找找那个和你关系不错的国脚，在我们那开个评球专栏，稿费没问题，但要求独家。
我和那位国脚早就相识，当时他还在乙级队，远远没有后来那么牛气。但我对他的评球水准并不敢恭维，或许专业上没问题，但因为从小就踢球，几乎没上过学，还经常念个白字出来。有一次我们坐一辆车，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显然是他久未联系的朋友：“咦？你怎么冒出来了？我之前找过你，但却查无音讯。”坐在后排的我差点笑出声来。他显然把“杳无音讯”的“杳”字多看了一横，当成了“查”字。不过想想也对，查无音讯，查了查，没有音讯嘛。
一来二去，我便和那位国脚谈好了稿酬。但他没空写，就授权给我，让我以第一人称代笔。说到底，他等于什么也不做，就是挂了个名字，就白白进账两万。而我也从中发了笔小财，这笔买卖算得上双赢。
那次世界杯让我很忙碌，几乎丧失了看球的乐趣。因为网站要求时效性，比赛结束后一个小时内，就要交稿子，虽然有了国脚的授权，但我却不能毫无节制地发挥，有时觉得稿子写得太好了，不像出自国脚之手，还得把它改得差一些。如此反复，造成的结果就是，比赛没看好，稿子也没写好。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世界杯刚结束，那位年薪在百万以上的国脚竟然迫不及待地要稿费，有时一天就连着打好几个电话催款。我耐心劝说道：“别着急，肯定少不了你的，网站也有个财务运转周期，不止你一个，像金志扬、戚务生这些老教练，也在这里开专栏，到时候会一起结算。”
仔细算算，从收入上看，那届世界杯是让我进账最多的一届盛事。但那位国脚追要稿费的行为，却让我们原先还算关系不错的朋友，显现出些许的不信任。这些东西和区区两万元比较起来，哪个更珍贵呢？
顽强的姥姥
她们问躺在床上的老人：“我是谁啊？”
姥姥生气地说：“你是俺妞吧你是谁？难道你还是过路的？”
人生在世，终有一死。2010年世界杯的记忆，则要更多地和我的姥姥联系在一起。90多岁的老人家，当时在死亡边缘苦苦挣扎了一番，竟然奇迹般闯过了那道鬼门关。
在奶奶和姥姥之间，我和后者的关系更亲密。小时候，父母忙的时候，我们哥俩就由姥姥看管。后来我开始为报纸写稿，埋头笔耕时，好奇的姥姥就会探过头来，问我：“你这是写什么呢？”我回答：“写稿呢。”姥姥没听清楚，但还是会点点头：“哦，写表呢，写一份表能挣多少钱啊？”我说：“有时几十，有时几百，不一样的。”这个数额已经让毕生清贫的姥姥很感欣慰了，后来见到小姨的儿子，还让人家向我学习：“你也写表吧，写一份能挣好几百呢。”
姥姥年事已高，和我们的交流也渐渐少了，但她的脑子仍旧很清醒。一个夏天的晌午，我们正在家吃饭，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竟然是姥姥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天知道已经90多岁的她是怎么爬上这个五层楼的。她进门后把手里的烧鸡放在桌子上，对我们说：“这是老家的人带来的，你们吃吧。”那只烧鸡少了一只大腿，她解释说：“那是给你大姨留下的，这些给你们。”
就在世界杯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姥姥突然住进了医院。检查完身体，她并没什么大碍，之所以不适，只是因为人体器官老化造成的。躺在病床上，姥姥一度几天几夜不合眼，甚至说起了胡话。我们都判断，姥姥可能坚持不了几天了。
但生命的奇迹真是难以估量的。在顽强地坚持了几天后，姥姥咬牙挺了过来，这让守在床前的她的三个女儿惊喜不已。她们问躺在床上的老人：“我是谁啊？”姥姥生气地说：“你是俺妞吧你是谁？难道你还是过路的？”
四年过去了，姥姥的身体又差了一些，但她仍然在使自己的生命顽强的延续着。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最重要的是离去时不要留下人生的遗憾。世界杯又要来了，还是祝愿天下的老人能安度晚年，祝愿所有喜欢世界杯的人能够度过一个愉快而健康的夏天。世界杯的故事仍在延续……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