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启迪中国足球市场 俱乐部需自主商业开发

　　新华记者王浩明、公兵、姬烨

　　足球是一门大生意。

　　世界杯大幕落下，国际足联超过40亿美元的收入稳落袋中。而英超、德甲等联赛又将重燃战火。英格兰队虽然在世界杯上早早出局，但为世界杯“贡献”了115名球员、占世界杯总报名球员比例超过15％的英超联赛，却成为名副其实的“印钞”联赛。过去的2013－2014赛季，英超联赛的收入超过30亿英镑，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职业足球产品。

　　中国国家队无缘世界杯是实力使然，但中超联赛这个产品在足球市场上并非人们想象的低劣。巴西世界杯上，中超和中甲贡献了6名球员，4名球员完成登场，3名球员是队中绝对主力。在未参加世界杯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联赛在世界杯上的参与度仅仅次于土耳其。然而，中超俱乐部整体亏损已司空见惯，每年得到的分红上不足投入的十分之一。在占全球体育产业最大份额的足球上，拥有全世界最多球迷的中国，坐拥巨大的资源却一贫如洗，成为“坐在金山上的穷光蛋”，不得不让人深思。

　　按照世界足球通行的规则，职业联赛是各俱乐部共同出资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促进联赛的繁荣，足协则负监管责任，对赛制更改、规则修改、外援名额等重大事项享有否决权。

　　然而，中国的职业联赛管理体制却呈现出世界独有的“畸形”状态。目前，中国足协以占36％的股权成为中超公司大股东，16家俱乐部则每家占4％的股权。虽然这与英格兰、德国等足球发达国家职业联赛足协不占普通股，而是只持有在约定重大事项中持否决权的特别股的股权设计相左，但目标基本还是一致：足协占的股份超过三分之一且不到三分之二，因此将拥有否决权。也就是说，对于16家俱乐部提出的有关联赛利益的重大提案，经足协同意才能够通过；而足协如果单独提出提案，也需要16家俱乐部中至少半数（8家）俱乐部同意才能通过。

　　按理说这样的股权设计本应能够保证俱乐部的利益，也能保证足协的监管以实现制衡，但现实中却跑偏严重。

　　在实际运行中，又多出来一个中国足协实际控制的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架空了中超公司，也让本该是利益共同体的集体决策变成上行下达的行政命令式。

　　各俱乐部的利益被忽视，普遍缺乏话语权。不止一位俱乐部老总向记者抱怨：“足协开会就是走过场，俱乐部根本没有机会说话，说了话也没人听。”

　　比如在2014年初，中超公司就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达了《独家产品保护通知》，对十大类产品进行排他性保护。有中超俱乐部管理人员表示，中超公司联系赞助商根本不会与俱乐部进行商议，而是“决定了再通知你一声”。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作为行政部门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足协），并不能代表联赛投资方（俱乐部）的利益。因而，违背联赛整体利益的决定频出，使联赛失去了稳定、健康发展的制度根基，投资人信心不足，短期投机行为频繁。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职业联赛，比赛日收入（票房、商品售卖等）、电视转播权收入、广告收入（含赞助收入）、球迷产品收入又涵盖了收入的绝大部分。让人遗憾的是，中超联赛天然不足，一出生就“瘸了两条腿”。

　　首先，中超联赛中，绝大部分俱乐部使用的主场均为租赁自地方政府，每年要支付一笔相当高的费用。据了解，广州恒大在2013赛季的场租和安保费用总计将近2000万元，山东鲁能单赛季的场租和安保费用也将近700万元。对一些票房收入较低的中小俱乐部来说，场租和安保费用已经成为其沉重负担。

　　由于对主场没有商业开发权利，俱乐部普遍无法放开手脚进行广告开发和产品售卖活动。不要小看这一块收入，要知道，万达院线在2013年爆米花就卖了3．9亿，成为其最赚钱的项目。

　　相对英超、西甲和德甲，意甲联赛在近年来衰落的很大原因也是俱乐部没有自己的球场，导致比赛日收入不能得到提升。昔日巨头AC米兰、国际米兰这些年一蹶不振，与此也大有干系。主场圣西罗（梅阿查）愈发破旧，上座率每况愈下，比赛日收入明显下滑。而尤文图斯在完成俱乐部自有的新球场建设后，已经独霸意甲三年，财政状况也开始向积极方向发展。

　　除了比赛日收入，电视转播权已普遍成为职业联赛最稳定的收益，甚至是支撑俱乐部基本运营的“救命钱”。公开数据显示，英超联赛单赛季电视转播权收入约为10亿英镑（合104亿元），比利时甲级联赛为3亿欧元（合人民币25．6亿元），甚至泰国超级联赛都有1900万美元（合人民币1．18亿元）。

　　电视转播权收入除了激励豪门俱乐部对冠军的争夺，还保障了中小球队的收入，甚至是中小球会的保底“救命钱”。根据新的英超转播收入协议，上赛季英超最后一名的转播费收入也至少有6370万英镑。

　　然而，据业内人士透露，拥有庞大球迷资源的中超联赛，电视转播权的收入却只有区区5000万元，不及英超联赛的二百分之一，甚至不及泰国联赛的一半。一位长期从事体育电视转播业务的人士建议，在短期内电视体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以央视参股地方台的模式，组成混合上星频道。

　　针对上述问题，“中超之父”郎效农、欧巡体育副总裁姚震彦和恒大、国安等俱乐部高层等中国足球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建议。

　　首先，改革中超联赛的管理体制，减少行政干预，使中超公司成为独立运行的联赛管理公司，实现投资者和中超公司的目标一致。

　　其次，支持俱乐部拥有自己的主场并进行商业开发，以增加其比赛日收入，以支持俱乐部在财政上的良性运营。

　　第三，适时突破电视转播权叫好不卖座的现状，扶持播出平台，并积极成立中超联赛自己的制作公司，在视频权益营销上进行突破。

　　最后，对于没有资格选择生存环境的俱乐部来说，虽然各方面的制约都是现实的困境，但却不应该成为借口。能否在现有条件下发挥出最大潜力，是中超公司和俱乐部管理层的首要使命。

　　近年来，中国足球言必称恒大，恒大现象虽然不可复制，但思路却可以借鉴。

　　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和政策环境下，俱乐部的股权结构怎么设计，公司治理结构如何改进，商业模式如何创新，都应该被中超俱乐部提到战略高度。

　　先天不足、多方受限的中国足球需要在管理体制上积极改革，也需要超越和突破一般管理经验和思路的创新，更需要一批懂管理、有国际化思维的操盘手加入进来，充分发挥想象力，莫辜负我们身边这座“金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