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付政浩
体育大生意记者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正在全方位构建中国经济外交新模式。在这其中，中国企业家“走出去”主导国际行业话语权的空间之大超乎想象。近日马云以年薪1美金受聘成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青年创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无疑属于中国企业家身体力行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典型案例。而具体到世界体坛，中国企业家同样有大把的机会帮助中国提升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话语权，甚至这些企业家有望直接出任国际体育组织领导人。
▼王石未来有意竞选国际赛艇联合会副主席
在这方面，前有万达并购盈方，从而全面提升中国申冬奥、办冬奥的硬实力，后有王石出任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并表态将竞选国际赛艇联合会副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未来几年，中国注定会有更多的企业家和各种国际体育组织达成深度合作，甚至在体育组织内担任要职，反过来，这也必将促进中国整个体育产业的高速崛起。
国际体育组织选拔委员青睐企业家 中国派驻官员遭诟病
多年来，中国作为体育大国不仅在奥运会上稳居奖牌榜前三，而且中国体育市场也被视为世界体育产业中最大的蛋糕之一。无论是NBA、西甲、英超、NFL等世界顶级体育联赛还是国际足联、国际篮联等全球顶级体育单项组织都在积极在中国布局，渴望和中国达成深度合作。最近几年，随着国家战略层面对体育产业的推动，中国资本开始走出国门频频对海外优质体育资产发起并购。按理说，有这一系列硬实力做支撑，中国理应在国际体育事务中享受到相对应的顶级话语权，但事实恰恰相反，受限于种种因素，目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仍比较微弱。
▼中国女子接力队在里约奥运会上遭遇不公判罚
中国在国际体坛缺乏话语权的具体案例有很多，比如今年8月的里约奥运会上一再传出“裁判故意黑中国”的质疑声。这固然主要因为中国观众不了解奥运项目规则细节，但个别裁判也的确在一些模棱两可的情况中做出了不利于中国的判罚。比如女子4x100米预赛中，裁判判决掉棒的美国队可以破例单独重赛，并最终因此将原本已经进入决赛的中国队重新“淘汰”。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目前在国际奥委会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
奥运会争议是国际体育事务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在各种国际体育组织中，中国的委员（会员）都普遍偏少，能够在关键时刻一言九鼎的更是屈指可数。但与此同时，中国体育产业却亟需全方位升级，一方面渴望大量国际顶级赛事落户中国，比如足球世界杯；另一方面，需要推动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或者中国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体育赛事走向世界，比如中国武术人念念不忘的入奥梦。但就目前来看，中国在国际体坛缺乏话语权与中国体育产业亟需全方位升级注定是一个矛盾。
自上世纪70年代中国逐渐重返世界主流体育组织开始，四十年来，中国一直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个矛盾，但基本都是通过中国官方亲历亲为、单边主导的体育外交，直接任命中国官员出任各种国际体育组织委员。这种模式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中国明确、高效、直接表达自己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态度。这一模式下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振梁（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徐寅生（国际乒联主席）、吕圣荣（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羽联主席）、魏纪中（国际排联主席）、楼大鹏（国际田联副主席）等前辈。
▼于再清曾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身份被指派参加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职位竞选
何振梁等人固然是国人敬仰的体育外交家，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均是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系统的高级官员，其中徐寅生、于再清、何振梁均曾担任过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国家体委副主任）等职务。对于习惯“体育为政治服务、体育为国争光”的中国而言，这点十分正常，但却不符合国际体育组织的惯例，因而饱受诟病。
众所周知，国际体育组织委员选拔一般有两种模式，即会员国代表制和逆向任命制。其中，国际奥委会从创立之日起就明确规定委员选拔实行逆向任命制，即国际奥委会自主决定在某个国家或地区选拔任命委员，不接受任何国家、组织、个人的干扰，此举旨在最大程度让体育避开政治因素的干扰，“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更是曾明确强调国际奥委会的独立性，坚决反对任何政治形势的干扰。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虽然实行会员国代表制，但原则上，他们也非常注重组织决策的独立性，要求委员保持独立，最大程度避免受到所在国政府层面的干扰。
仔细观察各大国际体育组织的历任掌门和核心执委，客观而言，他们并未能摆脱所在国政府的影响，大多数时间他们的决定都是在为本国谋取利益。但从身份界定而言，这些人大多的确都出身于与政治没有直接关联的运动员、律师、医生和商人等行业，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均以个人身份参与投票决策。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德国多家企业担任董事
比如，前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曾是芬兰的帆船运动员，曾三次参加奥运会，退役后主业是外科整形医生，在芬兰医学界颇有盛名。与此同时，他积极参加国际体育事务并成为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最终一步步成为欧洲奥委会主席乃至国际奥委会主席。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则是前德国击剑运动员，曾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获得男子花剑团体冠军以及多次世锦赛冠军，退役后则创立法律事务所并热衷投资，至今仍担任四家德国知名公司的董事。
此外，委员方面，国际奥委会荣誉委员、美国奥委会主席、“奥运商业之父”彼得-尤伯罗斯曾是美国旅游业大亨，他的旅游公司曾在全美高居同类第二，后来则出任美国职棒联盟总管。现任国际奥委会财务委员会主席、有望出任下届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理查德-卡里翁则是波多黎各著名的银行家。
▼程万琦（右）与霍英东
在中国香港和中华台北等地区，国际体育组织选择的委员同样都是个人事业非常成功的商人、律师、退役运动员。比如前国际篮联主席程万琦就是闻名全球华人圈的香港爱国商人，国际奥委会委员、香港奥委会主席霍震霆和他的父亲霍英东更是举国敬仰的红色商人，现任国际拳联主席、有意竞选下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吴经国曾是台湾篮球运动员，后成为事业非常成功的建筑师。
中国企业家频与国际单项组织联姻 多人担任要职
对于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而言，选拔身家殷实、身份独立的委员是一个从顾拜旦时期就形成传统的潜规则。顾拜旦本人是法国男爵，出身于贵族家庭，曾从父母处继承大笔遗产，他的搭档、国际奥委会首届主席维凯拉斯则是希腊著名文学家，同样资产甚丰。总之，国际奥委会早期的委员会多非富即贵，他们大多都有本职工作，在国际奥委会任职更多是一种荣誉头衔。
▼第一届国际奥委会成员
这些年下来，历届国际奥委会高层莫不是个人资产雄厚的律师、医生、银行家、国际投资商等。一方面，这些人有足够的身家、时间和荣誉诉求来积极参加国际体育事务，并借助国际体育官员的荣誉身份进一步开拓个人本职事业；另一方面，这些人的国际政商资源丰富，有助于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国际体育组织对他们也非常倚重。
虽然国际体育组织选择委员时一贯喜欢挑选身份独立的委员，但当他们遇上中国时只能改变游戏规则。鉴于中国的特殊性，各个单项体育组织只能默许中国官员出任本组织的会员，但这并不代表国际体育组织的委员们对中国没有看法。
早在顾拜旦时期，国际奥委会是欧洲贵族小范围的游戏，虽然经过多年发展，国际奥委会成员的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但大多数仍是个人独立委员，而当中国官员被政府指派进入国际体育组织时，难免遭人议论。这也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选举委员时，个别一部分自诩为“独立委员”的人对中国候选委员不感冒甚至反感。
反过来，这种理念的差异又导致中国的这些体育外交家在和国内领导交涉时出现分歧甚至矛盾。比如，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前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均曾撰文批评何振梁在体育外事活动中“不听招呼”、“有违国家利益”，而何振梁则反击称“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并暗讽袁伟民不懂国际奥委会的游戏规则。
▼袁伟民与何振梁互相炮轰
一方面，国际奥委会强调委员的个人独立性，另一方面，中国籍委员却是政府高官、受国家体育总局直接领导，何振梁等人出现身份归属矛盾的问题其实很正常。而且考虑到中国体育官员多文化水平一般，外语水平更是较差，所以派驻到国际体育组织的官员多是外事工作出身的外语人才。这些外事工作者多是国家为了发展体育外事工作才借调进入国家体育总局系统，这也导致他们在国家体育总局系统根基不稳、缺乏实权。
比如何振梁，早年在团中央对外联络司工作，后被借调到国家体委出任翻译。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为重返奥运大家庭而变得非常倚重外事人才，何振梁则一路破格提拔，早在1985年就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如果“单纯论功行赏”，何振梁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也属名正言顺，但不少家体委时期的人士却说，何振梁的副主任只是个虚职，那么安排更多是为了方便其与国际友人“平等”交往，有个权威头衔方便其开展外交工作。
▼何振梁陪萨马兰奇参加活动
对于当代的国际体育组织而言，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外语出众的中国外事专家、中国政府的“传话筒”，更需要的是手握核心资源的实力派，以便于他们帮助国际体育组织推动某些体育项目的发展。所以，国际体育组织非常乐意与那些资源广布、资产殷实的律师、企业家合作，或者干脆接纳他们成为体育组织的委员。早年的霍震霆能够成为国际足球执委固然是其个人能力出众，但更多的还要归功于霍家在中国的影响力。
如今，随着中国体育的使命从纯粹的“为国争光、为政治服务”转变为“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社会转型”，中国企业家开始纷纷投资体育产业，进而在国际体育事务中逐步积累自身的话语权甚至成为国际体育组织的高层领导。反过来，这些话语权又能进一步促进中国相关项目的快速崛起。
▼中国企业家吴迪担任国际拳联副主席
比如，中国企业家吴迪在2014年成功当选国际拳联副主席，他的博盟体育通过运营APB赛事使得多名中国拳手顺利晋级里约奥运会；王石则在2014年当选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并表态将在未来竞选世界赛艇联合会副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王健林则因为和国际足联达成战略合作关系而受邀参加2015年的国际足联大会，他是唯一一个非国际足联委员却受邀参会的人士，在大会首排中间位置就坐的他全程颇受国际足联礼遇。双方洽谈了多项推动中国足球发展的项目，并在2016年联合推出“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
除了国际足联外，王健林的万达体育还和国际篮联、国际羽联达成战略合作，而鉴于盈方手中握有冬奥会七个项目的单项体育组织的商务运营权，未来万达很可能会和更多的冬奥项目单项体育组织进行合作。同样的，阿里体育也和国际拳联、国际足联等国际体育单项组织展开合作。
▼王健林（中）受邀出席国际足联大会
对于中国企业家而言，发起全球性体育产业并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可以藉此敲开与国际体育组织对话的大门，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这将从更高层面直接推动整个中国体育产业的高速发展。在新时期下，中国想要增强国际体育事务话语权，希望在两类人手中。一类是万达、阿里这类巨无霸企业，一类则是姚明、邓亚萍这类体育巨星出身的新锐企业家。前者拥有令国际体育组织垂涎不已的核心资源，后者则具有超级号召力和国际知名度。当然，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称谓——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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