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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业前总经理化身翻译家 10年翻译400万字译文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傅适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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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知道戴大洪,是因为他是前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那时,他是敢于直言的“戴大炮”。在离开足球行业十多年之后,戴大洪有了一个新身份——译者。

  直到现在,媒体采访戴大洪,还是忍不住想让他谈谈足球。“别问足球的事情了,时过境迁,我对它已经不感兴趣。”戴大洪的回答简单直接。现在的他,更希望被视为一个译者,愿意谈谈自己的翻译。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书桌前译书。他一周跑步两次,每次跑十五公里,也是为了身体健康好多译几本书出来。戴大洪偶尔也会看看足球比赛,但是纯粹为了欣赏,而且大多是在后半夜。

  2007年5月,51岁的戴大洪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译者生涯。他翻译的第一本书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当时戴大洪本是为了校对原先的一个中文译本,没想到阴差阳错地开启了自己的译书生涯。《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之后,好友止庵给戴大洪介绍了卡萝尔·斯克莱尼卡的《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现在回想起来,戴大洪觉得最难翻译而且自己最不满意的就是卡佛的这本传记。

  在翻译卡佛传之前,戴大洪已经翻译了四章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在结束了卡佛的翻译工作后,戴大洪接着翻译《古拉格:一部历史》,他把前四章又从头看了一遍,改正了之前译错的地方。本来因翻译困难而空下的部分也译出来了。戴大洪觉得翻译卡佛传是一个分水岭。“《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好歹有个以前的译本作为参考,卡佛传完全是新译,所以感到非常困难。卡佛传译完之后,自己的翻译能力有很大长进,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接着戴大洪又陆续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以及最近出版的《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到目前为止,戴大洪总共出版了将近四百万字的译著。

  戴大洪翻译的书,都是大部头,动辄五六十万字。他说他喜欢厚重的历史著作,因为其中包含了更多的史实,对于了解历史帮助更大。他还说自己翻译不了小说,诗歌,更别说艰深的哲学著作了,因此只能翻译一些用通俗的语言写成的历史著作。“这就好比有小学老师,有中学老师和大学教授。我只有小学老师的水平,教不了中学和大学,只能凑合着教教小学。但我自觉小学教得还可以,起码不比别人差。”

  与谈自己相比,戴大洪更愿意谈谈他译的这些书的作者。他首先谈到《西班牙内战》的作者伯内特·博洛滕。博洛滕并不是一名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但他义无反顾地毕生追寻被“精心伪装”起来的历史真相,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留下了“一笔不朽的遗产”。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作者约瑟夫·弗兰克同样倾其一生撰写了“二战以后最优秀的传记作品”。威廉·夏伊勒在灾难降临人间之际坚信文明的永恒价值,以深刻的反思记录了历史的重大时刻;而安妮·阿普尔鲍姆则不避学术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和风险,揭示了劳改营生活的本质并将其与苏联的宏观历史联系起来。

  这几位作者的经历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即在种种历史、际遇的巧合中,长期坚持自己的追求,最终都为各自的研究领域贡献了里程碑式的学术巨著。

  戴大洪尤其佩服伯内特·博洛滕。博洛滕作为记者见证了西班牙内战,之后又专心收集整理相关资料,“树起了一座将使未来的研究者永久受益的学术丰碑”,可以说他是凭借一己之力颠覆了某些西班牙内战研究的结论。博洛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研究至今仍然不被主流学术界所认可。戴大洪说他进行的是“一个人的战争”,“他单枪匹马挑战整个史学界,你可以说他没有打败任何人,但其他人也无法打败他,只能假装没看见他。”戴大洪说他在博洛滕身上看到了榜样,受到了鼓舞和激励。他说他对博洛滕和弗兰克产生了某种身份认同,“你得有多死心眼才会去做那样的事?”

  手捧字典的“四不能”翻译

  戴大洪在“文革”中完成基础教育,接受的仅有英语教育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他在大学里学习的两年科技英语,“我现在翻译的所有基础就是这些了,其他都是在教育体制之外自己完成的。”

  1977年戴大洪考入大学之后,报名在英语慢班学习英语,从26个字母开始学起。当时没有听力、口语、写作课,英语课就是为了使学生能够阅读与科技相关的英文资料。1979年冬天,为期两年的科技英语课程结业考试结束,在那之后,戴大洪再没有接受过任何英语教育。因此戴大洪自己打趣说,自己开始翻译时,是嘴不能说、耳不能听、手不能写、眼不能读。

  45岁那一年,公司提出让戴大洪在家休息一段时间,戴大洪于是萌生了学习英语的想法。他自己联系了北外在香山办的一个封闭式的英语班,主要招收的是准备出国的中学生。戴大洪去报到时发现自己比许多老师的年纪都大。更重要的是,戴大洪发现自己的记忆力不行了,“记忆力如果不行,学一门语言就很困难,而且四十五年的中文意识根深蒂固。所以实际上没有学进什么东西。”“混了”一个学期之后,戴大洪离开了那里。

  因此,当五年后戴大洪开始翻译时,字典便成了戴大洪须臾不能离手的工具。戴大洪翻字典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是不认识英语单词,所以必须翻字典。第二是虽然认识,但是害怕记错了,所以要翻字典确认一下,保证不出错误。第三是虽然认识某个单词,但在翻译时觉得意思不够准确或者译文不够完美,所以要翻字典看看有没有别的意思或者在查阅中得到某种提示。

  戴大洪用的都是纸质的词典,他觉得网络靠不住,不能轻易相信它。只有特别简单的句子,他才会用网络的翻译软件查一查,以了解那些自己不熟悉但最简单的习惯用法。戴大洪说,他对事物的判断有三种依据:事实、常识和逻辑。具体到翻译,事实就是原著的文本和词典;常识是关于原著内容的知识和各种各样的参考书,他常用的参考书之一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这方面他不完全拒绝网络,经常查阅维基百科,不过极少使用百度百科,他认为后者非常不靠谱;逻辑就是语言逻辑,他翻译时除了弄清词句之间的语法关系之外,还要弄清词句之间的逻辑关系,逻辑关系不清的话,他不会写在译文里。

  冒着得罪读者的风险,也要使用破折号

  戴大洪认为“直译”和“意译”的说法有问题,这种分法本身就含混不清,“翻译就是按照作者的叙述方式把作者表达的意思译出来,严格来说不存在直译和意译,因为中文和英文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我就是尽量尊重作者的表述形式,把原著的内容译出来。常听人说到‘翻译腔’,译书难免有翻译腔。因为这是翻译而非自己写作,要尽量尊重原著的表述方式,表述方式与内容往往具有密切的关系。”

  例如英语常用插入语,戴大洪会用破折号把插入语插入句子中,因为如果不用这种形式可能导致全句重心的转移,他的这种译法引起许多读者的不满。戴大洪说,现在他也注意尽量不用破折号,但在必须使用时,他宁愿冒得罪某些读者的风险。对于信达雅,戴大洪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觉得在这三者之中,达是第一位的。译文可以达而不信,达而不雅,但是如果连达都做不到,信和雅便无从谈起。他所谓的“达”就是语法、逻辑关系准确的流畅文字。

  2013年戴大洪被深圳“年度十大好书”评委会评为“年度致敬译者”后,有人在网上指出了《古拉格:一部历史》前六章中的四十处错误。戴大洪看到后,对照原著对这四十处译文进行了核对,将自己认识到错误的地方做了改正,自己认为不错的地方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些译文发给那位批评者求教。

  “之后此事没了下文,我倒是希望他把全书核对一遍,这等于是帮助我查找了错误,同时教我弄清了许多问题。我对他是心存感激的。”

  如今,年过六十的戴大洪用了十年,拿出了四百万字的译文。他的计划是再翻译四百万字,“我现在手边这本书译完大概是九十万字。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四卷大概将近两百万字。我心目中还有一两本近百万字的书,这些估计需要七八年甚至十年的时间。有些书迟几年翻译没关系,有些书是中国读者现在渴望了解的事情,应当早点翻译过来,越早越好。”

sports.sohu.com true 澎湃新闻 http://sports.sohu.com/20161228/n477183958.shtml report 3368 很多人知道戴大洪,是因为他是前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那时,他是敢于直言的“戴大炮”。在离开足球行业十多年之后,戴大洪有了一个新身份——译者。直到现在,媒体采
(责任编辑:张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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