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命大峡谷之二——四天走了八公里(共有四部分)

　　11月2日，队伍经过精减，只剩下8个队员和4个民工。其余的队员将从原路返回，从多雄拉山口进入墨脱，然后再与我们汇合。

　　挑选出来的队伍实力确实大有改观。尽管我们比中科院队晚出发两个小时，但不到中午，就赶上了这支规模庞大的队伍。由于我们这支队伍没有向导，所以也只好捱着性子，慢慢地随着大队伍移动。看着这种情形，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无人区的路将超过12天，本来就粮食严重不足的队伍无疑会雪上加霜。

　　果然不出所料，到下午两点钟，前面两支队伍停了下来，就地宿营，因为听他们的向导说，到下一个有水的宿营点得走6个钟头。虽然今天只走了四个钟头，各队的士气和体力都比较好，但谁也没有走过这条路。向导即使说路走错了，要原路返回，大家伙也只得照办。

　　捷足先登的中科院队占据了斜坡上本来就不大的几块小平地，我们只得再往前走寻找宿营地。经过搜寻，好容易才在竹林中找到几个凹地。我和队员张涛同住一个帐篷，为了清理出一个勉强能够容纳张鹏的地方，搬石头，砍竹枝，整整折腾了两个钟头。

　　为了节约粮食，从今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吃稀饭。队长杨勇挨个给队员盛饭。当盛最后一个碗刮得锅底响时，前面几个队员的碗已见底了。大家看没有再煮饭的意思，便各自缩回自己的帐篷。根据队长的意思，每人可以再吃一小块自带的压缩干粮。我躺在帐篷里，尽量慢地咀嚼着89年生产，已过期7年的“761”压缩干粮，直到苦日子要开始了。

　　第二天大部分时间在暗无天日的竹林中行进，又陡又滑的下山道路差点让我神经崩溃。本来走这种路应该尽量腾出两只手来折周围的竹枝保持平衡，但斜挎在肩膀上重达10余斤的摄像机不仅破坏了我身体的重心，而且占去了我一只手，更要命的是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若无其事地摔到。每每看到中科院队中央台记者拄着拐杖，连摄像机也由民工代劳时，我心里就有一股难以抑制的酸味。

　　中午在一处有水的林中空地休息，这些藏族和门巴族的民工便停下来生火烧水，喝他们每日必喝的酥油茶。虽然我对这种茶的味道一直不太喜爱，但对里面的盐分、维生素，特别是高脂肪还是抱有好感。我问一个民工这里是不是向导昨天所说的有水的宿营地，当得到证实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今天才走了三个小时多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又损失了半天有效时间。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终于下到河谷下边。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大滩。在不到百米的距离内落差竟达二十余米。滩内巨浪滔天，急流冲击在大石上，腾起股股水雾，置身于此，只觉两股战战，头皮发麻，驾船过此滩如想不翻船，办法只有一个，将多只船并联成一艘大船，大得足以覆盖江面。

　　晚上宿营点设在一块临河的平坦河地上。这里足够两、三百人在此驻扎，使我们在大峡谷里面最好的一块宿营地。

　　由于发电机在加拉村被精减掉了，我们只带了六块电池，而每块电池顶多只能用半个小时。晚上，我怀着一线希望到中科院营地去请求让我们充一下电，但他们很委婉地拒绝了。第二天我们去西班牙登山队营地求援时，这些老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对中科院队的举动表示困惑和不解。

　　凭心而论，我们也得到了中科院队的支持，那就是向导。他们在前面开路，我们跟在后面，特别是他们聘请的西藏登协的队员，在险要地方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得付出代价，我们虽然在体力上超过他们，可永远只能走在他们后面，并且在发生冲突时，得忍气吞声。

　　路越来越难走，常常是走十来米就得停下来等上半个钟头。一些险要的地方通过，往往要耗上两、三个小时。当地猎人称之为“猴子路”，你可以想象我们通过时有多么艰难——因为猴子走路都是不背东西的。

　　5日中午，在通过一处险径时，我的身体失去平衡。为了保护摄像机，我在空中转体90度，左脚插进一条石缝，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因而扭伤了踝关节。幸好伤得不重，经过简单绑扎之后，居然能一瘸一拐地走。

　　晚上宿营时，我们拿出1：50万的地图定位，发现正好位于加拉的对面。在四天里我们总共翻了三座山，体力消耗大半，但直线距离不到8公里。原计划四天到白马狗熊，可现在连个影也没有。

　　浪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