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的足球》难产迷局

　　一年半以前，中国足坛的扫黑风暴在一个小高潮中渐复平静，龚建平一个人的10年牢狱生涯似乎抵消了所有黑哨的罪恶。就此，声疾势猛的扫黑因为缺少了一个明晰的目标而火灭枪凉。在小高潮后的低谷里，扫黑行动原地不动已有时日，难道所有人真的都处于匍匐着的状态吗？

　　不，比如陈培德以及一本和他有关的书。不过，因为各种原因，这本书还没面世。

　　足球版图上的杭州，是作为一个扫黑的重镇存在于中国足球史上的。就在不久前，南方一家报纸刊载了一段有关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专访，其中关于陈培德“数落”阎世铎言而无信的那段让人印象深刻。近日记者再赴杭州搜寻当年反黑遗落的弹片，竟无意拾得一本怀胎一年半而不得生产的反黑纪实书的故事。在杭州，有一个《变形的足球》。

　　敏感 原则问题难越鸿沟

　　去年3月，“扫黑”暂告一个段落，然而时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扫黑风暴”的过程，甚至前前后后的事情，写成一本书，让更多的人认识足球界、体育界存在着的问题。陈培德的建议，很快被提交到了省体育局党组会议上进行讨论。一直站在扫黑最前沿的浙江人，在这次的党组会议上以全票的方式，通过了陈培德的建议。

　　陈培德在足球扫黑史上是注定会被写上特别一笔的人。他不像宋卫平、桂生悦，时常出现闪光灯下、镜头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提交涉黑裁判名单……他以一个领导者特有的方式，推进着扫黑的发展。

　　正因为此，陈培德成了《变形的足球》一书的主线人物，贯穿于这本用纪实文学手法写就的书。 陈培德提供素材，但不具体参与到全书的写作工作中。此书的撰稿工作，全部由杭州的体育专业报《体坛报》负责。

　　该报成立了一个9人写作小组，从去年5月正式动笔的。最初，写作小组提出了“打假、扫黑、反贪———在浙江”的书名，在经过再三斟酌之后，否定了这个题目。“这本书里，反贪的内容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因此在书名里提出这个概念，并不是很合适。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足球展开，因此首先确定，书名中要有‘足球’二字，‘变形的足球’也就由此而来。”其实，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从最初的题目演变而来，只是去掉了“反贪”，变为“打假、扫黑———在浙江”。

　　出于话题的敏感性，浙江省体育局党组会议给本书的写作小组确定了几条原则：1、遵循实事求是、真实的原则；2、涉及到个人的情况，必须请当事人核实，确保万无一失；3、不点明涉黑人员的名字，尽可能避免名誉权官司。

　　头疼 九易其稿版本两套

　　扫黑风暴快两年了，这个时候出书，合时宜吗？

　　此前关于足球扫黑的书已有三本，杨明的《黑哨》、方益波的《黑哨调查》、浙江体育健康频道的《黄牌、红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部作品都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作为“后来着”的《变形的足球》，要想取得预期的社会效益，就必须在内容上超越前面的报道、以及先前的几部作品。

　　没有任何人怀疑陈培德、浙江省体育局手中掌握的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但是，鉴于他们特殊的位置，使得很多材料只能是“你知、我知”，而不能“大家知。”

　　“大家知”确实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目前，全部书稿已经送到了一家出版社的手中，等待这家出版社向出版局报批并申请书号。据了解，这些书稿已经是第9稿了，“在我们写作班子里，我们规定了三审的原则，我是最后的把关人。我们这边定下来后，就把稿子送到体育局党组会议，文章涉及的当事人等相关人员的手中，请他们审定，并将所有情况汇合起来后，由我们进行修改。像这样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已经过了9遍。”

　　应当说《变形的足球》里最令人关注的是扫黑风暴刮起后，陈培德曾给国家体育总局写过三封信，如今，这三封信都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书中。

　　有趣的是，《变形的足球》有两个版本，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就是一个版本比另一个版本少了近十万字，个中理由，耐人寻味。

　　迷案 涉黑名单隐晦处理

　　“涉黑8裁判名单”，一度是扫黑进程中最热门的话题。

　　2002年1月，在短暂的又颇有点神秘的阎世铎23小时杭州之行中，阎头请绿城和吉利配合，向足协提供一份涉黑裁判名单。经过紧张的整理，没过几天，宋卫平专门派俱乐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将这份名单送到了足协和新华社记者杨明的手中。就此，“涉黑8裁判名单”成了各媒体争相追踪的焦点，网络上也出现了几个不同的版本。

　　后来，央视的《今日说法》也拿到了这份名单，经过专家论证，《今日说法》本想公开这份名单，但最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半途“流产”。

　　据了解，为了避免牵扯到一连串名誉权官司，《变形的足球》在处理这份名单时，也是不得不十分谨慎，“涉黑8人”的真名真姓也没列上。

　　《变形的足球》一书早在去年11月就已经完稿，然而时至今日，完稿都大半年了，仍没有与广大读者见面。

　　据悉，在辗转六七家出版社后，最近这本书似乎见到了点亮儿。

　　因为陈培德曾出过一本书叫做《求真的轨迹》，是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因而在书稿完成后，他首先想到了这家出版社。尽管出版社对此很有兴趣，但考虑到扫黑风暴早已过去，大家的热情很难再掀一次高潮，浙江人民出版社最后挂出了“免战牌”。“方益波那本书就是我们出的，刚开始销售形势不错，但后来扫黑风暴过去后，我们加印的部分，卖得不是十分理想。”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一位人士认为要吃一堑长一智，市场经济下，经济效益也是出版社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最近，一家非浙江省的出版社对这本书很有兴趣，并已上报到了出版局，申请书号。

　　“如果还是像前几次那样，仍然不行呢，你们怎么办？”

　　“我们会继续坚持的，我们不相信这样的书最终胎死腹中。我们弄这本书，并不是为了稿费，而是为了社会效益。”李烈钧说。

　　一、中国足协和浙江省体育局要更紧密地联手打假扫黑。但是从2001年离开杭州后，至今他没和浙江省体育局有过一个电话的联系。

　　二、当众盛邀浙江省副省长鲁松庭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特邀贵宾到韩国观摩世界杯，但是他回北京后，没有一个字的回音。

　　三、鉴于绿城主动揭发“黑哨事件”的表现，回北京以后，将对绿城实行大赦。但是在龚建平案判决以后，足协给绿城以最严重的处罚。

　　四、鉴于绿城参与踢假球，有多名球员被禁赛，原绿城球队难以参加下一赛季比赛，参加九运会的球员可以参加绿城下赛季的联赛。同时，如果别的俱乐部有同样的立功表现，我可以给同样的政策（阎特别强调，这件事情，不用集体讨论，我就可以决定）。但是一回到北京，他就把承诺给否定掉了。当年的承诺都到哪去了？

　　方益波：我要向龚建平道歉

　　“如果可能的话，我会以某种方式向龚建平道歉！”方益波的这番表态，一度让记者惊愕不已，这位“扫黑斗士”怎么会想到向一个受贿的裁判道歉呢？

　　扫黑发展到目前这种情况，只是抓出了龚建平，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我要向龚建平道歉。作为个体的人，他有家庭，他失去了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我们不能让职业性扭曲了人性，局部的公平代替全部的不公平。从个案的角度上看，确实是正义得到了伸张，但从全面的角度看呢……因此，我要说，我现在确实有点后悔，当然，这只对结果不满而言的。”

　　扫黑之后，方益波这位非体育记者在体育界名声鹊起，同时，他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坐骑———一辆宝来轿车，因此，“红眼人”随之多了起来，“像方益波他们，也没有承担太大的风险，但结果是名出了，利也得了。”

　　对于这样的评价，方益波非常气愤，“我觉得谈不上什么扫黑的最大受益者吧。论重要性，政治、经济、法律领域的，类似的内部的或者公开的报道，比这影响更大的，我做过不少。体育报道，在我们新华社内部，是相对次要的报道，黑哨问题，也是一个比较边缘的问题，因此谈不上我靠这个报道出了名。至于利，那我就更不知道从何而来了。”

　　杨明： 这是有些滑稽的结局

　　扫黑告一段落后，杨明把手机和家里的电话号码都换了，身为一个历史的记录者———记者，杨明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上周三，颇费了一番周折，记者终于联系上了这位扫黑斗士。

　　聊起扫黑，谈到目前的结局，杨明用两个“无法”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当时怀着满腔的热血、记者的良知去报道这件事，但结局……这是一个无法评价的结局，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结局，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滑稽的结局。这与扫黑的初衷、目的相去甚远。”

　　如今，谁提“扫黑斗士”，杨明就跟谁急。“有的朋友叫我‘扫黑斗士’，我立即会阻止他们，这是拿职业、家庭、甚至生命做赌注。”不过，如果历史重来一遍，杨明说他仍会非常投入地去做自己能够做的事，“如果我碰到一个落水儿童，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跳到水里，去救人，这是我的性格。”前不久，央视的一个栏目邀请杨明做一档节目，请他到龚建平所在的监狱，与龚建平进行一次对话，杨明爽快地答应了，“我说没问题，只要你们联系好。”杨明还透露，龚建平正在狱中写一本书，名叫《忏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