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经历过准备时间如此仓促的采访，直到出发前一天的午夜（3月29日凌晨1时），我还在清理行装并在电脑上安装必要的工作软件。好在已经是多次进藏，早已摆脱了诸多无知和未知的恐慌。

　　这次离京前，就知大本营的建营工作完成了。虽说是“革命不分先后，只有分工不同”，想想15年前的“可怕”经历，我还是要对中国登协的老友罗申（高级教练）等人说一声，兄弟们辛苦了！

　　15年前，中日尼双跨珠峰那次大本营的建营工作，可把我们给“整”得不善。

　　那是1988年3月3日中午，我和其他三名中方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玉泉、《新体育》曹玉春、《北京晚报》娄晓琪、《西藏日报》的记者小刘）平生首次到达珠峰大本营，新华社记者李贺普因身体原因，在定日继续适应。此时，日本和尼泊尔队员还没上山，大本营只有登协的秘书长老于、队员李致新（现在登协的常务副主席）、孙维琪、曹安几名汉族队员和炊事班的王丑孩、赵连友、小袁等人。

　　当天，我们还未从乘坐大卡车、翻越帕卓山进入大本营的惊险旅程回过味来，又要面对满载的49台大卡车的物资卸车工作。在海拔5154米的高度，只有这么点人力，竟然要面对整整49卡车的物资！在平原要御50车货也不是闹着玩的啊。

　　卸完车，吃过便餐已近黄昏时分，但事情还没完。在渐起的大风中，我们又投入了搭建营地帐篷的工作了。

　　那天晚上，王玉泉第一个被疲劳和高山反应击倒了。在六人一顶、四处漏风的军用帐篷里，他睡在睡袋里，脸色苍白、嘴唇发黑，大口大口地吸着氧。其他几名中方记者面面相觑，一脸沮丧的样子。那天晚上，中方北侧大本营队长曾曙生为了消除我们的恐惧感，在帐篷里给我们打了好一阵子气。

　　一晃15年。2003年4月6日，当我们驱车离开定日，翻越帕卓拉山直奔大本营时，我们的家——大本营早已经建好，等着我们了。尤其令我惊讶的是，从定日通往珠峰大本营翻越帕卓拉山的道路，经过这些年的几番大规模修整，平整宽阔，再也找不到当年壁立千仞，稍有闪失，便万劫不复的惊恐感受了。至于沿途不时出现的道路指示牌，以及“高原生意”——小商店、小饭馆也是从前根本不能想象的。

　　写到这，真是要再次赞叹四川人。他们真是了不起，只要有点做生意的机会，就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在中国唯一不通公路和墨脱县，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在珠峰地区，情形同样如此。

　　尽管如此，今天进入珠峰的人们，心情和期待仍然千差万别，自然景观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也就多样。

　　这几年“无知者无畏”很是流行，其实“无知者畏甚”一点不比前者逊色。

　　15年前，《新体育》记者曹玉春行前，他们杂志的头儿，还专为他设宴送行，席间还请来一书法家，为他大书“义无返顾”四字。在定日休整的最后那个晚上，已经有过几年高原生活经历的曹玉春仍然忧心忡忡地说，他非常担心自己根本无法在大本营立足，于是“义无返顾”也将成为一个笑柄。

　　但一个星期过后，情形就变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我和曹玉春找了个偏僻的角落出恭。没一会，撅着屁股、面对着珠峰出神的曹玉春大出意料地冒出一句：“他妈的，我真想爬上去！”

　　我说，你说得真不错，我也真有点想爬上去！

　　他听罢大笑。

　　当恐惧和不适感随着承受能力的提高渐渐消除，你也许会产生同样的想法。当然也许不。

　　4月7日一大早，央视报道队的老李自述在大本营第一天生活的感受：彻夜狂风吹打着帐篷、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和缺氧的窒息感受，心情烦躁到极点，真绝望得想跳崖！

　　4月8日，见到老李，我打趣地问他还有没有绝望得要跳崖的心情？他笑着说，好多了。

　　登山的确是一项相当“奇怪”的运动，你很难说服一个不喜欢登山的人。很多人的感受和心情也是随着自身适应能力的变化，或者对高原无知的减少而变化的。

　赵牧　2003年4月8日晚写于珠峰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