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码相机和笔记本电脑，传输稿件确实方便。但离开拉萨一到日喀则，我们就遇到了麻烦。日喀则的神湖宾馆房间不能上网，宾馆商务中心虽然有网吧，谁知晚饭后，刚准备好要传的图文，网吧却罢工了。宾馆方面解释说，这是电信局的事，与他们无关。此时街上的网吧也都拉闸了。

　　没辙，只好等第二天到定日县再说。

　　3日下午17时到了定日，住进“定日宾馆”，一进房间，就更傻了眼，房间里干脆没电话也算了，而全宾馆仅有的一部电话——总台的电话也罢了工。手机则是一过拉孜县就全无信号。队中虽有海视卫星电话，却因缺少一个转接器不能与电脑对接，也无法上网。

　　19点多，吃过晚饭，想去县城中心的协格尔邮电局或找个网吧的什么地方发稿。一问当地人，县城有多远？答案竟是：不远，不远，也就七八公里吧。我得天，此时本队的车辆都出动公干了，这里又没有出租车，就算邮电局不下班，走到县城中心也差不多要午夜了。

	今天的协格尔电信局：我向这个乐呵呵的青年人打听当年的局长去向。他笑笑表示不知。 （赵牧 摄）

　　幸好，这个宾馆的女经理央珍乐于助人。她听说我到处找电话，就说你到我家来吧。但她大概想不到我给他找的这个麻烦有多大。

　　我问，能上网吗？

　　反问我，什么叫上网。

　　我不知如何通俗地向她解释，就说只要能打长途也行。

　　她说，行。

　　于是我立即拎起电脑包，直奔央珍家，拔下她家电话的接线，插进笔记本就开始拔号上网，传稿传图。但那网速实在慢，传了十二张照片和几篇文字稿居然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恼火不说，还让女经理一家人不得休息，十分不安。

　　不过，好歹传完了图文回房间翻看15年前的“双跨珠峰日记”，品读了几页过去在定日生活的经历，倒也有些宽慰了，15年后的定日还是有很大变化。

　　那是1988年3月2日上午，我带上一篇近千字的手稿和《新体育》记者曹玉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王玉泉，去协格尔“邮电局”（那时邮政电信还没分家）传稿。

　　得当地人的指点，我们转了几圈找到了当地的邮电局。发现这邮电局不过是一幢很旧的平房中的一间小屋而已。一边敲门，一边从窗外向里张望，发现这个邮电局局长兼发报员还在睡觉。原来当天是正月十五，还没过完年哩。

　　局长从里屋爬起来，到前屋开始办公。我把稿件交给他，他很认真地看着，突然指着第一段文字中的“业余”两字，问我怎么读？是什么意思？

　　他这一问，问得我很是发呆。“业余”都不知，下面就可以想象了。我想了想，就当机立断，把原稿改成百余字的短信，然后逐字逐句念给他听，当确认他没有不认识的字之后，就填单签字准备发出。

　　接着算帐，又让我长了见识：一个字一角五。

　　我对局长说，在北京发电报都是一个字三分钱，这里为什么要一角五？

　　他向我们解释说，我们这里的电报，先要传到日喀则，再由日喀则传到拉萨，然后再由拉萨传到北京。所以要加倍收钱。

　　1988年，来自八家不同单位的中国记者在珠峰发稿时，用的也是电报技术，就是一百多年前发明的莫尔斯码技术，只不过我们使用时，不需要译成密码，而是直接呼叫而已。

　　有点年纪，看过一些老电影的人或许还有印象，电影画面中，有两个人的镜头被切换过来，切换过去，手中都拿着一个很土的麦克风，一个在这边急吼吼地喊着：“地瓜地瓜，我是土豆，听到了没了”；另一个则回应：“我是地瓜，土豆请讲”。

　　在海拔5000米的大本营，要把话吼清楚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当年这苦差事，当仁不让地都落在了接受过广播学院吼叫训练的曹遇春（1992年因白血病病故）和王玉泉两位老弟的身上。

　　但即使是这样，北京业余无线电台的录音机质量（各单位自取录音带，然后回家整理）还是让我们出了无数的洋相：听不清怎么办？瞎蒙吧！

　　错误百出，是自然的，更可笑的是，后方整理磁带的编辑，还把我“瞎蒙”进海拔6500米中国队员的同一个睡袋里去了。“可怜的土豆，可怜的地瓜”。

　　那时，同在山上采访的日本记者已经使用了海视卫星技术。我们整整差了一百年。

　　仅仅15年，我们的通讯手段已经赶了上来，想到这也应该满足了。

　　赵牧 2003年4月5日写于西藏定日县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