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曲圣卿转会到上海申花后，很快就在康桥基地附近买了一套别墅，胖子不仅把自己的妻子接到上海，而且把父母也“移民”过来。半年后，曲圣卿的姐姐曲硕一家也离开了沈阳，到上海做起了服装生意。当时的曲圣卿尚未在上海立足，为何如此性急举家南迁，这里头当然有故事。

　　胖子在辽宁队效力时，与记者闲聊打闹都无所谓，但让他坐下来接受你的采访绝对不可能，有记者把电话打到他家里采访，他的父母都很干脆地拒绝。曲家之所以这么反感记者，是因为“受伤”太深。原来，胖子在国奥队时，其随便直率的性格得罪了一些人，有一场比赛他表现不佳，全国媒体对他的批判铺天盖地，其中有一位辽宁记者写道，曲圣卿训练比赛都戴个金项链，因为他家很有钱，所以无论打扮还是作风都像个花花公子。这则报道后来被辽宁队称为“金项链风波”。胖子的父母觉得媒体太过分了，并发誓以后再也不理记者。

　　1999年是曲圣卿的本命年，辽宁队在那个赛季表现不错，记者想对胖子做一个专访。电话打到曲家，曲父回答很干脆：“别到我家来了，我们不想见记者！”记者不死心，搬出各种理由说明这次采访对曲圣卿的重要性。电话里磨了半个多小时，曲父终于松口：“你一个人来，我们只谈十分钟。”

　　当天晚上记者赶到胖子家，他家的房子在小西路，比较旧，大多数都是回迁户。曲父把记者让进客厅，指指窗外说：“这地方环境不太好，经常丢东西，但为了做生意方便点，所以将就着住。”曲圣卿的妈妈倒很热情，讲了很多胖子小时候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胖子小时候练球，每天坐公交车去南湖大院，一个冬天的晚上，胖子把月票给弄丢了，结果售票员半路上把他撵了下去。没办法，胖子哭着在雪地里步行一个小时才到家，气得曲妈妈要去找那个狠心的售票员算账。曲妈妈有一本剪报，那里头全是关于胖子的文章，与记者聊天的三个小时里，那本剪报一直被她抱在怀里。

　　辽宁队很多球员的家长经常聚会，但曲圣卿的父母很少参加。在所住的小区，他们与邻居也很少往来。告别曲家时已是深夜11点，曲父把记者送出楼道口，刚欲回身，一个啤酒瓶在地上开花，不知是几楼明显传出骂人的声音。很显然，胖子成了球星，少数眼红的邻居产生了仇富心理。

　　后来，曲圣卿一家搬到了浑河岸边的新世界花园。现在，新世界的房子恐怕也已变卖。

　　胖子到上海后，过得很滋润，在这座大都市里，他不仅踢球顺心，而且生活也很有安全感。记者去年到上海采访，又与胖子一番长聊，说到沈阳，他的语气非常复杂，“沈阳我很怀念，那里朋友多，关系也多。但说实话，沈阳没有上海住得舒服，特别是在上海生活了两年后，我更不想回沈阳了！”胖子说话从来不爱掩饰，他讲的是真话。我没有提起当年楼上怒摔啤酒瓶的事，但那碎裂的玻璃片肯定在胖子心底刻下了伤痕。

　　除了这些，胖子没说沈阳的坏话。 （张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