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命大峡谷之四——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共有四部分)

　　情形越来越糟糕。我们的主食已剩下不到10斤，罐头还有6个，每天我们只能吃一顿热食，早上和中午每人一块压缩干粮。为了共渡难关，对上决定将原来由个人支配，自带的压缩干粮统一保管，由队长分发。

　　我感觉饿得都快发疯了。一停下来，便四处搜寻野果。明知没有多少营养，但仍然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塞，藉此缓解一下胃的痉挛。

　　12日上午，我为了抄近道，冒险离开大队，从河边一块平坦的丛林地带强行穿越。约1小时后，发现自己并没有到达预想的出口，反而越走越远，铺天盖地的藤萝将我团团包围。我绝望地大喊，没有任何回应。尽管心里有一些紧张，但我仍然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朝着水声最大的地方，穿越重重障碍。当看到大队人马时，那种孤独和恐惧的感觉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午3点，全队再次受阻。探路的队员报告说前方是一块百余米高的绝壁，无法下去。万般无奈，在陡峭的小道上，前军变后军，翻上原来下来的道路，另辟新径。

　　丛林越来越潮湿，一脚踩下去，脚印里便“滋滋”地冒水。这时，旱蚂蟥却多了起来，在树叶和草尖上张牙舞爪。尽管我们都采取了防范措施，但每当停下来检查，仍有人的袜子被鲜血染红大半。

　　更恐怖的是晚上。铅笔芯大小的旱蚂蟥可以毫不费力地钻进帐篷的纱帐。为了驱赶蚂蟥，我们临睡前在帐篷里洒风油精，抽烟，弄得乌烟瘴气，人都快被熏晕过去了。但第二天早上爬起来，仍然有十多条蚂蟥附在帐篷内壁上，叫人毛骨悚然。

　　13日中午发生一场严重的事故。在通过一处湍急的山溪时，一位中科院的考察队员不慎从搭起的树桥上摔了下去，瞬间便连跌下几个陡坎，冰凉的雪水几乎将他冻僵，幸好情急中抓住了一块石头。我们队里的赵发春（解放军少尉）奋不顾身地跳进急流，与中科院队员协力将落水队员救起。距救起处往下几十米，便是奔腾咆哮的雅鲁藏布江。如果冲下去的话，连尸体陡不用打捞。

　　晚上，我们到达西兰拉山口的脚下，在这里碰到了翻过山口来找猎物的珞巴族猎人。我们花了四百块钱买了十斤肉条和一个野牛头，久已未沾油水的我们分得了一根肉条和一大碗牛头汤。当晚大家伙饱餐一顿，不想却弄坏了肚子。第二天起来时，几个人拉得眼眶都陷了下去。

　　翻越西兰拉山口的早上，由于压缩干粮已吃光，我们每人只分得一团二两重的青稞面。上山之路陡得令人无法忍受，我几乎爬着向上，每走几步便要停下来缓一口气。

　　很多队员的面部都浮肿了。最惨的是万麟，每到一个休息地，便要捡前面队伍走后扔下的食品包装袋研究一下。有一次他看左右无人，想把香菇鸡包装袋上的那些黄油舔下来，忙乎了半天，才发现只是一个色块。

　　这一段路也是我走得最艰苦的一段，几乎是一步一挪走到宿营地。实际上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从早到晚，那一团青稞面的营养还抵不上一小块压缩干粮。而且我相信饥饿可以摧毁人的意志。至少对我是这样。

　　第二天早上我们把最后一点大米熬成稀粥，人人分得一大碗，然后踩着积雪继续翻越西兴拉山口。由于海拔已升至4000余米，队员们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虚浮的步子跟沉重的背包形成强烈的反差，给人一种不甚真实的感觉。

　　15日下午三点，我们到达4800余米的山口，由于粮食已基本耗尽，我们不可能再去寻找大瀑布，只好与中科院队分开，踏上较近的果各村之路。实际上，18日他们便找到了大瀑布，我们留下一大遗憾。

　　在通往果各村的山脊上，我摄下一组镜头：队员们背着大背包，稀稀拉拉的队伍衬在蓝天背景上，向山顶迤逦而去。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啊，朋友，再见......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请把我埋在山岗上”。

　　在“沙沙”的磁带转动声中，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16日，我们完全断粮。

　　17日中午，到达果各村，完成16天最艰险的大峡谷无人区穿越。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问我：你付出这么多，冒着生命危险去穿越大峡谷，到底得到了什么！这确实不好回答，我只能说，我去了，我看了，在挑战自己的胆怯和惰性的同时，获得宝贵的自信。

　　浪子/文

　　摘自《山野》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