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了半天外围，最终还得归入到莫高窟。如果写敦煌而不写莫高窟，就如同隔靴搔痒，不着边际。

　　然而，莫高窟又是如此的难写。一没美术修养，二没敦煌学的学术功底，又由于时间关系，导游小姐只让看了10来个洞窟，了解的还只是沧海一粟。

　　但是我又不能不说点什么。

　　我就如同一个朝觐者，匍匐在莫高窟的脚下，仰望那些无名的星辰，组成人类历史上的一条灿烂星河。

　　北魏初期，有一个叫乐樽的和尚，四处云游，途经敦煌，在莫高窟所在的鸣沙山脚下住宿。据史书记载，当时正值黄昏，夕阳在鸣沙山上，发出霞光万道，同时，给鸣沙山对面的三危山披上了一层金黄的外衣。在这个和尚的眼里，这是上天的启示，是佛的旨意。从此他就在这里住下，四处化缘，在鸣沙山下开了第一个洞窟，敬奉佛祖。从此，这里就陆续开始建洞窟，洞窟内塑佛像、饰壁画，历经一千多年，开凿了500个左右的洞窟。

　　洞窟内的塑像和壁画，被称为东方的美术长廊，反映出从北魏到隋唐期间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也生动地展示出当时佛教东渐的历史。它是一个古代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哲学的宝库，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北魏时期的塑像和壁画，色彩浓郁、线条奔放，具有大开大阖的质朴雄浑。沿袭到唐代，飞天也好，仕女也好，佛像也好，无不体态丰盈，灵动飘逸，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当我置身于洞窟之内，我的头顶和四周都被壁画那绚丽的色彩和人物所包围，那些各种各样的佛像、飞天、仕女从各个方向对我或拈花一笑、或灵动飞舞，佛祖看透人世的眼神深邃而感人，这个时候，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我没有了思想，甚至连感觉都很迟钝。导游的声音仿佛离我很远，我甚至感觉自己在梦游，梦游在远古那五彩缤纷的神话世界。我甚至觉得，我所看到的，感觉到的，比梦还美。

　　敦煌研究院一个姓马的副院长告诉我们，世界上再狂妄的人，当他进入莫高窟九层楼里的时候，他也会被震慑，狂妄不起来了。

　　开始我还不信。

　　当我迈进门的时候，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的，只是一尊大佛的腿部。这是一种必须仰视的朝觐，在佛的面前，任何形容和描述都是多余的。

　　大哉，我佛！

　　我有点理解那些带上所有的财产，历经千辛万苦去圣地朝拜的信徒们了。无论是麦加还是布达拉宫，那些全身匍匐在地的圣徒们，是被怎样的一种力量所感动和驱使？

　　我眼前的，就是这样一种力量。它至大而无所不包，无所不在，人之渺小，犹如沧海一粟，佛的永生不灭的微笑，才是永恒。佛就在我的仰视中微笑着，双眼凝视着人世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淡淡地微笑。

　　洞窟之外，是千年炊烟，万里黄沙。信仰的力量，穿透千年时光，令无数信徒泪流满面。

　　既然到过敦煌，那么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发现藏经洞而后大规模倒卖文物古董的道人王圆篆。

　　公元1035年（宋仁宗景佑二年），为逃避西夏入侵抢掠，莫高窟和尚和当地豪绅把历代宝藏、经卷、画幅、古文艺手抄本、契约三万余件封藏在第16窟甬道北壁耳洞中（编号第17窟），并将洞口堵塞，画上菩萨像伪装壁画。西夏占据敦煌百余年，封藏文物的主人逃难一去不知所终，从此该洞近千年来无人得知。直到公元1900年5月27日，才被居住下寺的道士王圆篆在清理流沙时偶然发现。他和当地土豪及外国盗宝者奥勃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先后盗去数以万计的手抄经卷，以及绣像、幅画等，最后只有8000余卷经卷、文书劫后余生，送至北京（现存北京图书馆）。目前，敦煌5万件文物中，大约有4万件流失在国外。

　　国学大师陈寅恪哀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如今，像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等世界著名博物馆都留有敦煌的文物。

　　王圆篆，湖北麻城农民，因战乱辗转流落至敦煌。掌管藏经洞钥匙的他，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将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一车一车地卖给淘金的外国人。更可笑可气的是，他在衣食足之后，还情人为自己立了一块功德碑，表彰自己修缮佛阁的“无量功德”。

　　这种可怕的无知，令人无法对他痛恨起来。发现藏经洞的时代，正式战火纷飞的20世纪初，比起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对北京圆明园的烧杀抢掠，这点痛对于偌大一个民族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

　　1900年，如此规模庞大、极具研究价值的文化长廊，掌管在那样一个人手里，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根源所在。更何况王道士为了升官发财，曾经把藏经洞内的宝贝献给过当地官员，当地官员也知道这些都是宝贝。然而，“经费不足”，最后不了了之，任由它烂在那里，被“老鼠”们偷偷搬空了。

　　连国都都保护不了的国家，现代人却要求它尽全力来保护祖宗留下的远在边陲的“破烂玩意”，这个幻想实在太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