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提前进行的对话。更确切地说，是在7月13日之前，作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主席的杨澜对有“中国体育外交家”之称的何振梁先生进行的一次采访。如今，北京已经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整个城市、整个国家都在那个夜晚欢呼跳跃，我们再重温两位申奥功臣的谈话，重温何振梁先生为申奥的奔走，依然能够感觉到，那个激动时刻的到来是多么地不容易。 人的命运中有许多巧合，比如说我和北京申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1993年的时候，我曾经作为记者到蒙特卡罗参与了2000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投票仪式，而今年我又有幸地成为了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并且在莫斯科参加北京代表团的最后陈述，在奥申委我遇到了许多八年前就相识的老朋友，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被人们称为与奥运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何振梁先生，何先生现在是国际奥委会的执委、中国奥委会的名誉主席，而当我在北京奥申委的总部采访他的时候，墙上的计时器提醒我们，当时离投票日期只有二十天了。 ■两次申办感觉不同 杨澜：我记得您夫人在写的一本书当中曾经说，在1993年的时候，大家普遍的患有一种申办综合症。就是说患得患失，得到怎么样，得不到怎么样，您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一次与上一次相比，这种压力还有您的把握程度是有什么区别吗？ 何振梁：从我个人感受来说，确实我上次感受到了综合症，倒并不是说得到怎么样，得不到怎么样，而是那种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又感到不确定的感觉。那么这一次我觉得应该是，这次北京的申办从一开始就处于领先的地位，所以我借个不恰当的说法，上一次的申办我们从劣势的情况之下，慢慢一步步通过我们的工作达到了跟任何其他的申办城市平起平坐，就是可以互争雌雄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我们一开始就领先，是别人赶我们，所以感觉上就不一样。 杨澜：那您自己的心态上和1993年有什么不同呢？ 何振梁：我坦率地说，我上一次是忐忑不安，这一次是比较的平静，也许我已经经历过一次跟成功交臂而过的这么一个痛苦的经历，这一次也许我的承受能力更强一点，当然我觉得我这次信心要比上一次足。 ■一个没被打开的信封 杨澜：1993年的时候，你们的申办工作挺辛苦，据说当时三年的时间你坐飞机基本上绕了地球十六圈，海关的人说，昨天刚看见你入关，今天又看见你出关了，当时是否要到一些比如说像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小国家，会不会也遇到当地有一些不稳定情况啊，会有一些危险的存在？ 何振梁：有一次我们到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那个委员给我们订的旅馆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旅馆，但是使馆告诉我们，这个旅馆刚好得到了一个，警报，就说有一个可能像爆炸物的东西，那么使馆建议我就是要换一个饭店，我考虑以后，这个饭店是这位阿尔及利亚委员为我订的，帮我们订的，我必须尊重他，如果我换一个饭店，就是对他不信任，所以我宁可有任何危险都不管了，就住在那儿，住在那个地方。但是使馆很负责任，非常负责任，担心我的安全，所以他们大使决定，派了他们使馆的人员值夜，整个的晚上都在我的走廊里值班，所以我第二天醒过来打开房门，出了这个房间看见使馆同志还在那里，使我非常感动。 杨澜：你也让人家非常感动。那个时候你出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危险，会给你的家人？ 何振梁：确实是想到过，因为经常这样跑以后，难免有一次或者怎么样，特别是两个人跑，那么夫妇俩经常出去以后，飞机又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不得不做些万一的准备，留一些信给孩子，交代一些事情，还好这些信都没有用处，一直没有被拆开过。 ■申办失败的心情就像下大雨 杨澜：在您的日历上1993年9月23日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 何振梁：1993年9月23日应该讲是跟那一天的摩纳哥天气一样，下着大雨，成功离开你真的是只有一步之遥，没有成功，擦肩而过，但是你还得要强装露出笑容啊，去表示很坚强地大度去向战胜者祝贺，所以这个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杨澜：倒数第二轮投票上来时候，曼彻斯特的得票将会有大部分转到悉尼的手，当时你应该已经是算出来北京市没有赢的希望了，所以您是第一个猜到结果的？ 何振梁：对，在这个当时预测的时候啊，就说，如果第三轮北京、悉尼和曼彻斯特进入第三轮时候就比较危险了，因为这个曼彻斯特跟悉尼它们都是有结盟的，最后一轮投票都已经完了，萨马兰奇就打开前二轮的表决情况的结果，一看曼彻斯特拿到十一票，而中国我们北京呢，领先悉尼的票数并不太多，这个大概是领先…… 杨澜：三票。 何振梁：领先三票，那么我看不可能曼彻斯特有一半留给到北京了，肯定是可能有几票会到北京了，但是大部分会到悉尼去，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已经猜到悉尼会胜。 杨澜：那当这个结果公布的时候，但是因为您在台上，所以您不能够表现出自己心里的想法，那时候要控制表情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何振梁：非常困难。 杨澜：但是最后回到旅馆里，您还是哭了是吧？ 何振梁：我只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累了一天，想躺在这个洗澡间里面放松一下，这时候家里来电话了，家里电话就是说道，不能接受这个，爸爸我爱你们的，这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感情真的是控制不住，我作为一个男子汉很少这样，我真的嚎啕大哭，也许我不应该这样，控制不住自己感情啊，但是确实是控制不住了。 第二天波多黎各的委员跟我握手的时候他说，他说，振梁，我知道，你昨天微笑地跟高斯博握手表示祝贺，你内心在流泪，确实他知道了我的心情。 ■那是一次光荣的失败 杨澜：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回来的飞机上，当时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您还到后舱来对每一个代表团的人握手，安慰大家，所以当时大家也都非常感动，包括我自己…… 何振梁：我要感谢大家所付出的努力，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不可能得到那么高的票了，但是总是功亏一篑啊，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应该去感谢他们。 杨澜：我觉得，人们往往会注重那个结果，就是觉得我们那一次落选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更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1993年的时候，我觉得北京，还有整个中国的实力、管理水平还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好，在那个时候，能够以这么样接近的票数，只有两票之差能够几乎问鼎承办权的话，我觉得是应该骄傲的。 何振梁：对，我同意你的看法，确实我觉得第一次申办在那么一个从技术条件来看，确实我们当时的实力跟现在差远了，当时的实力跟发达国家差距比现在要大，在那样的情况下有那么好的结果，应该讲已经算是了不起的事情了，所以不是有委员讲你们是光荣的失败。我觉得申办要成功，绝不是某几个个人的，首先国家的整体情况，或者叫大家愿意讲整体实力，人家愿意看到你经济上有没有这个实力确保这次奥运会能够胜利举行，其次要看你社会安定不安定，我记得上次，投票以后，有些委员就是很坦率地和我讲，振梁，对不起，我没有投你的票，所以他们就不确定中国会有怎么样的社会状况。 ■世界需要了解北京 杨澜：您曾经说过，在这次北京申办当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世界还不太了解北京？ 何振梁：对。 杨澜：怎么样能够在这一次申办中去让世界更了解北京呢？ 何振梁：举个例子来讲，比如1999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几个工作人员在汉城开完会以后，经过北京回去，在北京停了几天，我请他们吃饭，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北京是这个样子，和我们原来想像的完全不一样，你们穿的衣服跟我们一样，你们的脸上满面都是笑容，人们愉快地在那里生活，跟我们的想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差距太大，这次又加上新的规定，委员不能到你申办城市来考察，来访问，他们无法亲眼看到北京的实际情况如何，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外国对中国的了解不够，而我们对外介绍的一些东西，太老太旧，觉得官样文章太多，不够具体生动，针对性不够，这点是我们的问题。其实到最后的那个阶段，我相信就是在西方媒体的炒作之下，也是对我们最后的得票数目也产生了一个挺大的影响。 杨澜：但是您有没有担心类似的情况会在这次也发生呢？ 何振梁：我觉得我们确实是礼仪之邦，我们在申办的过程当中，上次如此这次更是如此，就是对别的申办城市都很尊重，我们觉得申办的过程应该是发扬奥林匹克精神的过程，奥林匹克的精神之一就是竞争者应该公平竞争，互相尊重。 ■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了 杨澜：你跟萨马兰奇个人有很好的关系，他1978年作为副主席来华的时候，你们就相识了，而这些年都是很好的朋友。 何振梁：对。 杨澜：也有人说他1993年的时候不够朋友，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 何振梁：我觉得他内心确实是希望北京能够成功，他多次表达了这个愿望，但是他作为主席，他只能保持中立，他的公开来支持，对他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1996年一百周年的奥运会没给雅典，而给了亚特兰大，这个错误我们现在已经改正了，2004年到雅典去了，2000年世纪之交的奥运会没有给北京，那么我希望不久能改正，我们自己第二个错误，那么对于最近这一次，这个媒体不断地在报道他，说他离任之前的最后愿望就是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对这样一个事情他不仅没有否认，他就按这样的报道继续下去。 杨澜：据说有的曾经承办过奥运会城市的官员或者是当地的奥委会的委员曾经对您这么说过，说如果申办到手的话，人们会很快忘了你，如果申办不成功的话，一切责难都在你头上，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得失对于您的影响？ 何振梁：人家确实多次跟我讲过这个，但是我想中国的情况不同，这是一个，我想不至于这么冷酷无情，但是我个人想的不是这个，人们怎么对待我，我就感到我自己的责任、职责比任何人都重，我只感到我自己这个责任之重大，所以这是我现在的心情，其实申办到手以后，我会感到，啊，我终于完成一件，我想为我们国家为祖国做的事情了，那么至于说以后的事情，我是可以安安静静地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杨澜：何振梁告诉我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网球，但是因为要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申奥的活动中去，他已经八个月没有摸网球拍了，对于七十二岁的何振梁来说，这次申奥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冲刺。 ■供稿/阳光卫视 (北京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