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的北京不到6点天便已经黑尽了，但都市的车水马龙依然翻滚着城市喧嚣的余味……

　　和着整个都市奔忙的脉搏，寻找王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下午就已经预先联络过，但不凑巧当日下午正好赶上“纹评论道”录制节目，而晚上8点之后还得赶弄“围棋天地”成堆的稿件。圈内熟悉王元的朋友说，他们都有王元的手机，但他几乎就不曾开机，所以联系王元就只能依靠数字时代已经少见的传呼了。

　　四川老乡

　　“我看这样吧，都是四川老乡，就到一家家乡的火锅店随便聊聊。”从广电大楼出来，王元终于透了一口气似地在电话里说道。

　　长椿街地铁口，皇城老妈二楼包间，当记者赶到的时候，王元已是一副“地主”作东款待老乡的架势，“咱们不谈采访，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谈的，来尝尝北京的四川火锅变味没有？”

　　围坐一锅翻沸的红汤，两杯冰啤下肚，记者才缓过神打量着与电视里有别的王元八段。如果说一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围棋的脸表明了他的职业，那么一身NEC休闲夹克上两个红色的“中国”字样就更能表白他与围棋的渊源，当然更能“引诱”记者进入状态的不是啤酒而是他定居京城20多年依然不改的川音。

　　“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所以在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我自己都感觉非常别扭。”冰啤很快就让王元脸上泛起了酒色，“还好，辣我还是能吃的。”

　　从1982年选进中国围棋队以来，断断续续在京已经有21个年头了，但四川人的标识在王元身上也愈发根深蒂固，乡情不逾。

　　棋士生涯

　　从成都到北京，从四川队到国家队，王元经历了自己的棋艺巅峰，而1999年首届围棋甲级联赛开战之后的一年半的时间内，王元又回到了四川成都，加盟了现在的娇子围棋队，但这一年半则成为了他作为棋手的最后时光……

　　“棋下到那个份上，我已经感觉下不动了，”说起棋手的最后生涯，王元出奇的平静，“除了棋力的原因让我自愿离开俱乐部以外，棋队或多或少的管理问题也让我感觉到一个初期职业俱乐部的人浮于事，不过，我还是特别感谢龚锦华，要不是他对四川围棋的支持，也许现在的四川围棋会滑落下去。”

　　尽管王元一再表示自己下棋的天赋不高，但选进国家队本身就证明了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棋坛，他是一枚不可或缺的棋子。

　　“也许那段时间是我棋士生涯最辉煌的一瞬，”王元依旧淡然。1984年中国围棋队组建代表团访日进行双边对抗。选拔赛打了近两个月，最终入围8人名单的就有王元，而名单当中还有风华绝代的聂卫平、马晓春、曹大元、刘小光……

　　然而回望过往，在棋手荣誉中最令王元珍惜的还是代表四川队竞逐团体赛的多个全国亚军（当年上海队的强大足让各地方队视亚军为第一），“我和宋雪林组成铁壁二台，战绩嘛也过得去。”王元有些兴奋，“但我一直觉得宋雪林才是四川多年来难得的天才。”“难道你不认为没有达到棋手的终极理想———九段，是你棋手身份的缺憾。”记者禁不住插问了一句。王元沉默了片刻，像努力选择着措辞，但他的回答却出人意表地天马行空，“我还是讲一个小故事吧，第一次到日本住在五星级酒店，当时感觉很异样，躺在舒适的睡床上，耳边一首英文歌不知道为什么在刹那间扣紧了我，后来很长时间重新听起后，让小女儿查英语字典才知道‘FEELING’是什么意思———‘感觉’。”

　　“你知道，职业棋手下棋所谓的天赋其实就是一种‘FEELING’。”王元显得若有所思，但他最终没有直面九段的问题。

　　成功转型

　　淡出棋手的角色后，在旁人眼里，“王元＝围棋评论家”———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转变。喜欢用感觉来概括围棋的王元是否也感觉到了一种必然？

　　1986年组建国少队，棋院领导点将王元担任教练工作。“那批国少都有哪些人，常昊、罗洗河、王磊……”王元如数家珍一般地说道，“虽然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七小龙’的说法，但小家伙们一个个的棋才都非常了得，当时自我感觉压力也特别大。”

　　“我能教好他们吗？”最初困扰王元的问题现在在他的眉间舒展开来，“事实证明，我是胜任的。”也许从那个时候起，王元看到了在个人棋力之外的另一种能量———教棋的天赋，冥冥中也促成了王元退而结网式的转型。

　　王元“触电”是在1991年的冬天，当时北京电视台准备出台一档“围棋报道”节目，但苦于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而求助于中国棋院。

　　“当时做围棋节目并没有现在这么火热，大多专业棋手都怕耽误时间而勉为其难。所以，只有我应承了下来。”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与电视结缘是不是王元人生棋局的一着妙手？至少现在看来，眼球经济下的王元已经具备了“大众情人”的所有必须。一双闪亮着智慧的大眼睛，王元或许在这样的机遇之前就已经“算”清了人到“中盘”的最佳的应对———转型。

　　生存无忌

　　因为电视媒体的传播，“王元”一个曾只能见诸于纸媒的名字，很快被音像立体的“王元”所取代。也许在成名的初期，王元对于北京的哥热切的问候也会窃窃自喜。但无时不在的压力彻底让王元平静下来，“对于

　　名与利，你看得太重，就会背离你选择的初衷。”

　　品味着自我压力与名利的天平，王元最终恪守了围棋热爱的原则。把酒谈天的王元可以口若悬河，但电视镜头前，尽管已熟稔了多年，王元坦言，“紧张无时无刻。”只要对准电视镜头，他爱出汗的毛病就会情不自禁泛滥，白衬衫或可以遮掩，而一换上深色衬衣，王元汗流浃背的窘迫就自然地“原形毕露”了。

　　“你知道我怎样判断自己对节目的满意程度吗？如果衬衣在节目后没有任何汗珠那就是好，不过，每次下来，衬衣都可以揪出一把水来……”说完，王元自我解嘲般地大笑起来。

　　狂放笑声中的王元显得无忌而自得，甚至他可以时髦地称自己四十有三的年龄已经是“奔五”了。不过，对于中国第一围棋评论家的说道，王元很清楚地解释着，“我确实不是什么围棋评论家，更不是第一，要我给自己更为准确的定位应该是‘围棋宣传员’。”

　　不可否认，从棋手转型为“围棋宣传员”也应是一种生存的需要。“与围棋打一辈子的交道，根本就没有任何后悔的感觉，很简单，我喜欢祖先为我们创造这个东西，她让我感觉到了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快乐。”

　　“其实很多棋迷曾问我，如何提高自己的棋艺，我觉得这无可厚非，但最主要的，还是喜欢就好。”兴之所至，王元一口饮尽了杯中的冰啤……本报记者张旭杰

　　记者手记 莫名喜欢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爱情虚妄主义者对于爱与不爱会如是作答。

　　喜欢围棋需要理由吗？没有任何虚妄痕迹的王元在记者的追问下，却留下了同样的潜台词。

　　一顿火锅间的闲谈，断然无法透彻王元的心路，但直觉丝毫不差地刻写出了这样的印象———王元不可能舍弃围棋，这是他的全部，工作与生活的合一。

　　王元与郭鹃，八段与五段，曾经是国内11对围棋夫妇之一，不知道他们的分是不是因为棋，但他们的合决然少不了黑白子。爱人不见了，但还有围棋，王元的坚持是否与这样的情结相关，他回避直接告之的方式。

　　棋手退出棋战之后，大多都会选择与围棋相关的职业，王元也不例外，但就声名和成就来说，王元无疑是独坐国内头把。王元有意看得很淡，但国内棋坛的一位行家曾说过，讲棋毕竟不同于下棋，王元不仅有资历，而且确实有水平，听他讲棋，每个人收获都不小。也曾有一位棋迷这样评说他的讲解：重点招法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该粗的地方粗，该细的地方细，节奏掌握得好，非常易学易用；再加上语言诙谐，善于刺激听者的联想，让听讲的感觉很实惠。

　　声名的堆积也许从上可见一斑，所以王元很有些“介怀”围棋评论第一人的称谓，尽管他从事着一点不让于日韩著名围棋评论家的工作。

　　实干胜过虚妄地自我吹捧，不知道王元的书桌上是否也有这一类的座右铭。本报记者张旭杰

　　档案·王元

　　四川成都人，1960年4月27日生。14岁学棋，16岁进体校。《中国围棋年鉴》编委。获第2届江铃杯名人赛冠军，第2届“五牛杯”全国赛第二名，第6届天元赛本赛第二名，第3届棋王赛第三名。1982年定为四段，1995年升为八段。

　　1982年入京，选进中国围棋队；

　　1986年担任组建的国少队教练，培养“七小龙”；

　　1991年底首次“触电”电视围棋节目；

　　1999年重返成都，为五牛队征战围甲；现任“围棋天地”杂志副主编。近期，

　　撰写出27页之巨的单盘棋评，开围棋评论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