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敦煌，还有一件事是全球文化界人士都非常关心的，那就是敦煌的文物保护。

　　余秋雨在参观完莫高窟之后，在《道士塔》一文中发出了长长的叹息。其实，到这里来的每一个人，在参观完了藏经洞这一节后，都会发出这样一声叹息。

　　这决不是矫情。

　　20世纪初叶，敦煌密室宝藏曾遭到一场西方国家的大洗劫。公元1035年（宋仁宗景佑二年），为逃避西夏入侵抢掠，莫高窟和尚和当地豪绅把历代宝藏、经卷、画幅、古文艺手抄本、契约三万余件封藏在第16窟甬道北壁耳洞中（编号第17窟），并将洞口堵塞，画上菩萨像伪装壁画。西夏占据敦煌百余年，封藏文物的主人逃难一去不知所终，从此该洞近千年来无人得知。直到公元1900年5月27日，才被居住下寺的道士王圆篆在清理流沙时偶然发现。他和当地土豪及外国盗宝者奥勃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先后盗去数以万计的手抄经卷，以及绣像、幅画等，最后只有8000余卷经卷、文书劫后余生，送至北京（现存北京图书馆）。据悉，敦煌5万件文物中，大约有4万件流失在国外。

　　这些价值连城、具有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的珍贵文物之所以大规模流失海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保护。20世纪初，藏经洞发现至1944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期间，莫高窟一直处于无人看管无人保护的状态，其间流失的文物数量、洞窟被风沙和人为侵袭的程度，都是空前绝后。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次大劫难。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为此发出的感慨惊天地、泣鬼神：“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时候，著名画家常书鸿任所长。从此改变了无人看管的状况，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研究和保护工作。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改为敦煌研究所，段文杰任院长，他是一个画家，也是敦煌学研究的专家。据有关人士介绍，“段先生在常先生的基础上，上了个大台阶，简单说就是注意科学保护。创办了杂志《敦煌研究》季刊，成为学术园地。”

　　樊锦诗1963年大学毕业进入敦煌研究院工作，1996年就任院长后，广泛采用海内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文物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并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诸如，在管理上形成一整套遗址管理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改革开放后，莫高窟虽然迎接了300多万游客，但同时，其保护的力度和举措却大大加强。

　　目前，敦煌的全方位保护主要分为两块，其一为洞窟内的壁画、雕塑的保护，其二为莫高窟整体环境的保护，包括固沙固顶等。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李最雄是全国文物保护方面的权威专家，也是全国文物保护方面的第一个博士。目前关于敦煌文物保护方面的工作是他在具体负责。

　　李最雄博士介绍，敦煌在对一批重点文物进行维修保护的过程中，广泛运用计算机、Ｘ光衍射仪、红外摄像、化学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并广泛与全球文物保护研究专家沟通和交流，运用全球最新的科技成果，使莫高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护，也使敦煌在石像和壁画病害处理、岩体加固、流沙治理等文物保护研究与应用方面已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另外，2003年3月1日，《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对象、范围及其管理和利用都做出了具体规定。从此，莫高窟的文物保护工作就做到了有法可依，从而迈入了依法治理和保护的新时代。这标志着丝绸之路沿线中国各地对文物的保护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但是，环境的威胁依然存在。如最近两年新建的飞机场，其引起的噪音和震动就是莫高窟潜在的威胁之一。还有大量游客的涌入，尽管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许多洞窟都不对游客开放），但游客带来的二氧化碳等，仍然是敦煌壁画的严重威胁。为此，敦煌研究院已上交全国政协一份建议书，建议成立敦煌游览中心，将洞窟内的壁画、雕塑利用电脑技术“移植”到他处，以减少游客给洞窟带来的二氧化碳和噪声污染。据悉，此计划已得到全国政协的认可，有望于近期内实施。

　　据了解，莫高窟保存的壁画，面积约45000多平方米，其中病害面积已占到一半以上。例如，石窟中著名的“反弹琵琶伎乐”图的许多地方已开始剥落，还有像“杂宝藏经”也已仅存残片。敦煌的文物保护，由于自然方面和人为方面的不断侵蚀，所面临的问题，依然十分严重。

　　“如果我们保护不力，那就对不起祖先，对不起后人”，樊锦诗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