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４年春节，获得甲Ａ联赛亚军的广州太阳神队一名队员，给自己的父母买了一台大彩电，中国的足球人和普通老百姓也许可以从这台彩电上看到，足球也是一个可以挣钱的行当。 １９９７年春节，广州松日队一名队员，在广州天河这个黄金地段买下了一套商品房，足球人早就成了一个特殊的收入阶层。 １９９９年春节，天津一名球员开上了崭新的奥迪Ａ６，虽然仍然会有很多球员沉浸在过去那种渴望好衣裳和好吃食的回忆中，但他们的年货已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奥迪Ａ６…… 我们毫不怀疑，在不到１０年的时间里，中国足球有着越来越好的收成，过年也成了一个越来越美好的经历。按照这种逻辑，２００２年的春节应该是一个最喜笑颜开的日子，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前有十强赛，后有世界杯，所有的足球人都可以因此吃上一顿扬眉吐气、挥斥方遒的年夜饭。但是，我们同样可以轻易地感觉到，一大堆足以冲淡十强赛喜悦的麻烦事，正在预示着这个年不好过，当年李保田与赵丽蓉主演的电影《过年》，让一个大团圆的年夜饭变成了一场勾心斗角的纠纷，也许在这一天来临时，许许多多的足球人都会感受到自己内心的彷徨与沮丧。 主席们的伤感 作为中国足球新一届的掌门人，阎世铎所获得的成绩、或者说遇到的收成是他的前任很难企及的，当他在五里河挥起手臂大喊“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其实也完全可以预料到，在不久后体育局内部的春节团拜活动上，同样可以气色良好地宣布：中国足协从此站起来了。因为他所处所面对的这个“被扒光了衣服”的集体，应该可以在了结了一段４４年的夙愿后重新获得一个公平的口碑。但是，阎主席很快便意识到，一次出线绝不是中国足球的全部内容，而一次出线也不可能给他带来全部的政绩，声称不管足球圈历史的阎世铎，注定是一段复杂历史的当然承受者。如果让他对这一年作个小结，在十强赛之外，他必然还会想到路边烤肉摊的凶杀案、明目张胆的甲Ｂ最后一轮、大面积的超龄，以及宋卫平等人给他出的未解难题。迫不得已的杭州之行、以及在处罚决定上落不下去的朱砂笔，将为阎世铎的新年带来一个最为忐忑不安的心情。既往不咎、继续留用是阎世铎的选择，也是在稳定前提下的唯一选择，但是，这样一个略等于不了了之的结局，将使阎世铎面对一个怎样的新的年头呢？无法预料的前景只能使阎世铎嘴里含着大年夜的饺子而食不知味。 但是，与他最亲近的几位同僚相比，阎世铎至少不必为自己的声名担心，而对于南勇、张吉龙甚至王俊生几位副主席来说，这同样会是一个考验。南勇有足够的资格去享受十强赛的成功，这位性格刚硬的领导人物，在处理国家队的一系列问题上，为足协提供了某种“铁血”的作风。严重的“胃出血”把南勇送进了医院，至少会影响到他在新年时的开怀畅饮。人们完全可以从中得到“积劳成疾”的解释，而这一病例同样可以作为一种象征，它最常出现在南勇这类肝火旺盛的人身上。南勇更大的心病也许在于针对他的种种说法，“反黑风潮”猛烈所及，如层层剥笋般逐步触及上层，作为足协上层一位主管裁判工作的领导，南勇自然很难避开各种流言的侵袭，更何况，他不可能像阎世铎那样脱离这段历史而独善其身。 央视春节文艺晚会有意邀请米卢与郝海东出席，但事实上他们更应该请到一脸福相的“龙哥”张吉龙，让他在这个中国老百姓一年总结性的晚会上展示他的“金手指”。可是，现在的龙哥，并不一定有这样的心情…… 王俊生恐怕是几位主席中唯一的“十强赛局外人”，虽然他可以毫无介蒂地参与各种庆功活动，但一些促狭的人却总爱描述他的失落。更重要的是，改朝换代的中国足球使一生悲剧色彩的王俊生正在远离历史舞台，甚至还要让他在去留的徘徊之间负担过去的恩怨。每个人都相信王俊生自身的清廉，但每个人都无法为他任内的养痈成患而开脱，王俊生将继续以一个在任者的身份度过新年，但他的离任却早已成为定格。 足球人的新年不愁锦衣玉食，但管足球的人却至今得不到一个安安心心的新年。 裁判们的失落 即使足协又帮了裁判们一把，即使在数月时间里饱受折磨的裁判们再一次脱离危机，但对于绝大多数裁判来说，这注定会是一个别有滋味的新年，而中国职业联赛将要度过的第八个春节，将成为这个群体的人“不能忘却的纪念”。 被新华社记者点名的三名裁判中的一人，对他的朋友说出了最伤感的话，“我这个年肯定过不好，现在我的儿子被别人喊成黑哨的儿子，我的老婆被人喊成黑哨的老婆，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他认为自己的遭遇很“冤”，因为在那些被点名的裁判当中，足协只找他谈过一次话便过去了，说明他没有问题，而有的裁判却谈了很多次也没有解决问题。但他的问题却应该是更多人向那些在金钱交易中吹响哨声的裁判们提出的问题，“你们做错了什么？你们为什么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也许，正是你们在让一小撮人庆幸侥幸得逞的同时，剥夺了更多人过好新年的权力。 每一个俱乐部的知情者都清楚，过年从来都是裁判们最开心的时候，在许多人等待着好衣好吃的时候，裁判们却在等待着未来一年的收成。每到过年时，便是俱乐部专门负责打点上下的人开始活动的时候，进京拜码头与给裁判们分发红包是他们最重要的两项工作。曾经有一位俱乐部人士说，过去在这些事情上大家还有些温情，比如说给哪些裁判发请柬，让他来吃顿拜年饭，然后由老板亲自发红包，期待一年的关照，多少还有些应景的喜庆气氛，而现在连这些繁文缛节都免去了，一到年前往相熟裁判的账号里把钱汇过去，大家也就算拜完年了。 可是，围绕裁判的这场风波却让相当一部分俱乐部心存犹豫。很直白的一个问题，“过年不向裁判表示表示？”同样很直白的一个回答，“怎么表示？连哪些裁判能保住自己的位置都不清楚，再说，现在还有谁敢接受表示？” 我们并不相信一场最终不了了之的风波可以改变俱乐部的习惯，我们也不相信这场风波可以改变某些人贪婪的胃口，但是从肆无忌惮到心存犹豫之间，人们毕竟可以看到一点希望。 失去了“年终奖”的年夜饭后，裁判们明天的晚餐在哪里？ 下岗者的痛苦 鞭炮齐鸣、焰火飞舞的时候，还有那些被足球抛弃的人们的孤单背影，在他们心里只有那首伤心的《单身情歌》：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 我听到了两个这样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于一名受罚球员的家庭。 不久前一名受罚球员的母亲找到了俱乐部总经理的家中，还未开口便已眼泪双流，说自己的孩子很早就没有父亲，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在孩子身上，一家人的生活也全靠孩子踢球挣钱，她问俱乐部总经理，“现在要我们一家怎么办？”告诉我故事的人并没有说明最后的结果，因为俱乐部总经理无法提供一个让母亲安心离去的结果，他所能说的也许只能是“这事我也没办法”、“这事你只能去问足协”一类的托辞。我不知道，如果母亲知道他的儿子只是俱乐部策划的集体活动中的一个参与者，会不会让俱乐部负担他们母子一年的生活费？ 第二个故事来自于一名下岗球员。其实这根本算不上一个故事，而只不过是一句很冲动的话，这名球员想尽了一切可以想得到的办法，但是在摘牌截止时间前，他所有联系过的俱乐部都已经明确回绝了他的请求，而原俱乐部也铁定把他列入了淘汰的名单之中，他不怪别的俱乐部的拒绝，却怪原俱乐部的无情，绝望之下他只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一定要到俱乐部总经理家里去吃年饭，还要告诉他，以后我只有上他家去吃饭”。我不知道，这个年将给他们留下多么灰暗的记忆。 上海人一定还会想起他们熟悉的郁总，举杯之间，郁知非一定还会想起虹口体育场的那场痛哭，这个异样的新年对于他来说，已经改变了多年来那种熟悉的新年感觉。大上海繁华的夜景中，不再为足球奔忙的郁知非又会想起多少往事与风霜。 昨天晚上给李章洙打电话，问他过年在中国还是在韩国，没想到他的回答竟然是，“过年？过什么年？我就在青岛，哪儿也不去”。 高烧３８度半的米卢将如何度过自己在中国的第二个新年？去香港比赛、可是在香港的女友却要回上海过年的祁宏，将如何平息内心的失落？……在过年对中国所有老百姓来说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概念的时候，在他们也许只是一个可以一说的平常而又不平常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