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雪山之中不知不觉，离开了才觉得那段时光是那么令人难以忘怀。每天都不自觉地回忆和思考登玉珠峰的日日夜夜，情不自禁，欲罢不能。

　　初见玉珠

　　把一捆帐篷竿递给队友薛兵和乔君后，我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一抬头，夕阳下瞥了一眼玉珠峰，这就是玉珠峰吗？玉珠峰又名可可赛极门峰，同行的北京队友郝云刚告诉我，可可赛极门峰是蒙古语，即“美丽而危险的少女”，真是恰如其分。

　　来玉珠峰之前，还有些担心准备得不太充分，办公室坐得太久，锻炼得太少，上半年又受了点伤。然而，初见玉珠，患得患失的忧虑全消。不辞千里，无怨无悔，离开喧嚣与奔波，去好好品味这段时光。

　　在大本营的第一天，就体会到了两样东西：狂风和高原反应。高原的狂风，将大帐篷猛烈摇动，频频将帐篷的固定绳（连在帐篷上的绳，顶端挂一个铁钩，斜插入地面，好像船锚一样，用于固定）狠狠抖动，卷起满天遍野的尘土和雪粒，吹得人站立不住。

　　高原反应人皆有之，一到昆仑山口附近，大家都变了样，不再像以前那样说说笑笑，开始脸白嘴紫。不过，我的反应在开始可能略微重了一些，从扎完营开始，好像头上套了个紧箍，一动弹就有个唐僧在念咒，头疼的要命。幸运的是不太影响胃口，还能逼着自己勉强吃一些东西。由于缺氧，在夜间不时惊醒，惊醒后好像呼吸不够一样得使劲喘几口。在第一个夜晚，我睡着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

　　第一天开始适应性行军。不愧是国家队的教练，马教练（本名马欣祥，不过谁都叫他马哥）的训练安排是一套很科学的系统。其中有项内容是适应性行军，分为两次，第一次从大本营行军至玉珠峰下的冰川，第二次是从大本营到5300雪线。训练两天，休息一天，既有主动适应，又有休息，便于分配体力，很好地进行适应。根据队员行军时的表现情况，初步确定分组。

　　开始行军时，很奇怪，坐着不动头疼的要命，但是走起来头疼轻多了。走起来不觉得冷，回到营地后觉得汗湿的内衣贴在身上，一会儿就冷得直打寒战，同时脸颊发烫。对友们也都缩成一团，“我是不是发烧了”廖原来了一句，引起大家的同感。在高原上都怕感冒，一感冒，可能引起严重的高原并发症，导致你精心准备、花费大量时间和经费的登山计划付之东流。廖原拿温度计试了试，一看还是37度，很正常。原来，这可能是人体免疫系统对劳累的一种反激反应。睡一觉后，自然会好。

　　每天晚上，大本营里欢声笑语，帐外呼啸的狂风也难以打断我们热闹的“群英会”。郝云刚和什么歌都会唱的杨阳踏着崔健的鼓点唱起了摇滚，大家轮流讲段子，精彩纷呈，有荤有素。队员们说说笑笑，一个个心情都很愉快，不知不觉早把高原反应忘在一旁。科学的训练，舒畅的心情再加上青海登山协会为我们提供了一流的后勤保障，可以说最大可能地保持了好的状态。

　　在第一突击队进驻C1时，即建营的第四天，我找回了平原的感觉，浑身是劲，头疼也几乎消失了。终于等到该我们队冲顶了。第一天我们直接从大本营上到5600的C1。第二天上午十点，我们整队出发。

　　走啊走，走啊走，怎么还走不到头啊！走过了漫漫长路，前面还是长路漫漫。一个又一个雪坡过去，可是前面还是一个雪坡。

　　登顶前，突降风雪，瞬间浓雾弥漫。前面的坚哥（欧阳坚）、阿李，后面的萧雪、杨阳刚才还清晰可见，转眼不见踪影。队友薛兵事后说，他很担心马哥下令下撤，因为离顶峰太近，下撤实在可惜，可是又不知道天气会怎样。我们在浓雾中继续行进，呼吸越来越困难，从5600出发时30步停一下，到登顶前几乎每走一步都要停下来，大口喘气。

　　走过最后一段狭窄陡峭的山梁，终于到达顶峰。顶峰是狭长的不规则的平台，比操场还大，远端立着航空测标。顶峰也笼罩在一片大雾之中，胶卷还剩20多张，本想来一个环拍，全部拍完，可能见度太差，三四十米开外就很难看清。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登顶之后的兴奋，终于站在6178米的顶峰上！

　　雪峰上

　　在顶峰没来得及考虑什么，不过回京后我却想了许久。

　　登山是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似乎是永远的话题，也是任何一个登山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登山要时时面对生死，生死常在一线之间。危险性是登山活动与其他林林总总运动的区别之一。滑坠、雪崩、滚石，严寒、缺氧、饥饿、体力耗尽，肺水肿、脑水肿等高山病，哪一项不让人望而生畏。我承认，在危险之中，惊心动魄的感觉能使我兴奋，引起由衷的愉悦和快感。我的理解是，与其说登山是一种体力运动，不如说是一种精神运动。他能让人更多地思考人生，体会生命。

　　登山意味着征服？征服了什么？山永远在那里，你登顶只不过是山接纳了你。如果有征服的话，那征服的仅仅是人类自身的弱点：胆怯、虚荣、自大。

　　为什么要登山？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永远不用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也无法回答，只能自己去“悟”。这令我想起佛教的一个故事。大意是一个老妇人的儿子死了，她痛不欲生，跑到佛祖释伽牟尼那里去诉说，为什么她是这么不幸，佛祖让她到山下每户曾失去子女的人家，一家要一个菜籽，然后再来。她照办了，几天后拿着一把菜籽回来。面对佛祖，老妇人什么也没说，会心笑了。

　　攀登难

　　此次登山虽然没有大的波折，但无山不险，还是有两个小小的险情：一是阿李在下撤时没有撤到营地，二是第三突击队下山时突遇风雪，找了一段时间才找到正确的下山路。这次登山给我一个深刻的体会：登山中忽略任何一个小小的环节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登山是一个综合性的运动，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太多。对体力、技能、设备、心理素质、成熟程度都有较高的要求。

　　登山中未知的因素太多，即使计划得再详尽，再周全。在1996年的珠峰，即使罗布·霍尔这样的世界顶级登山者，也难逃突如其来的风暴。在自然的暴虐面前，生命只似鸿毛。你不能完完全全地找到一种一切操之在我的感觉，而只能最大程度地接近。

　　爱山的人很多，富裕了，就可能考虑去登山，去登雪山。但是，舍得买装备吗？设备上UIAA的认证不仅意味着安全，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也意味着昂贵。尤其对于体力、技术不好的初次登山者，更应该将装备的风险降为零。但又有几个做到。舍得跟随最好的登山队吗？虽然价格方面让人掂量，但是各个方面几乎都是最好的。尤其是，安全是无价的。象我们这回，许多队员认为跟随这支队伍，增加登山的安全性和登顶的可能性。比如，我们第三突击队下撤时大雾弥漫，要没有马哥镇定自若的指挥，是否找得着路先不说，至少我们会恐慌一阵。一支好的队伍还有很多无法表述和量化的优点。

　　探险不是冒险，凡事需讲科学，讲求规律。单凭一腔热血走向雪山，可能会得手几回，但偶然而侥幸的成功更具危险性。因为失败还可能引起思索，而此类“成功”掩盖了许多因素，只会麻痹大意，最终导致严重的后果。

　　还是谈谈我此行总结的几条经验吧。冰镐不能离身（即使在平坦的雪地上，也不要不带，暂时没用可以将它挂起来），背包（有时少带了背包就产生惰性，其他东西也都不想带了）羽绒服，救命干粮（一两块压缩干粮，一把糖，即使集体带了自己也要带），至少带一根十米长的辅绳，一个冰锥或岩锥，快挂，头灯（电池一定要带够），水壶。如还有体力，就带一个大塑料片（配合冰镐可以当雪铲用，出现阿李那样的紧急情况，可以挖雪洞过夜，但万万不能睡着）。

　　山友的感情很难描述，在高山前，五湖四海的朋友们相聚在一起，产生的感情是最纯洁的。尤其是系在一根结组绳上，把自己的生命与队友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自己的行动关系到队友的安危，这种体验，对没有共同经历过登山的人来说是很难体会的。

　　第二组的队员阿李下撤时没有及时下撤到营地，八点钟还没有回来，大家意识到事态严重。当时除了次洛和体力较好的大刘外，第一突击队大部分队员累得几乎动弹不得，第三突击队队员体力相对较弱。几位教练和第二突击队的队员远在C1。在黑夜出发，能不能救人先不说，很有可能自顾不暇，如果再有几个队员出点意外，那事情可就严重了。救人既需要高尚情操，又需要技术。大刘做出了正确判断，他说自己两上玉珠，熟悉地形，体力还好，大家都比较疲乏，还是应由他上。次洛虽然在前面开了一天路，同时感冒未痊愈，但有攀登珠峰的底子，实力非凡。大刘、次洛、工作人员老李，在漆黑的夜幕中冲向玉珠峰，几上几下，几度艰辛。在C1的马哥、杨阳从上至下搜寻，直至凌晨，终于一起将阿李找到，阿李平安无恙。得此消息，全队队员都松了口气，为队友的安全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经过“阿李事件”后，我们这个集体更亲密、更具团队精神了。

　　我们第三突击队登顶归来后，在5300雪线处，男队员们早早来迎接了。王毅扶着坚哥，郝云刚扶着阿李，廖原抗了一个装满垃圾的大包走在前面，阿钟为我和薛冰在前面打着灯，次洛和大刘抗着撤下来的C1装备断后。回来后，早已在帐篷外等候的张颖竹、徐婷玉、罗鹏几位小姐，给我们端上热气腾腾的开水和饮料，喝上一口，顿觉心里暖烘烘的。除了脚被登山靴修理得生疼外，感觉实在太好了。

　　随感而发，写哪算哪。以一首小诗《送别》作为本文的结尾，聊表别情。

　　送别

　　天南地北赴行程，峰前挥手眼朦朦。

　　山友之谊纯似雪，分别是为再重逢。

　　陈杰/文

　　摘自《山野》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