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比和辛普森两案的共同点不言而喻。他们都是体育界的巨星，身后拥有无数忠诚的球迷，一旦卷入官司，又立即成为新闻的焦点。

　　在另一方面，两案的区别也显而易见。辛普森案是一个扣人心弦的侦探小说：前妻妮可和男友古德森被杀事实确立，只需证明凶手是否为那个吃醋的丈夫。而科比的官司显然不同，这是一个“事实尚未明确”的案子，到底是你情我愿、还是存心强奸，抑或起初是两情相悦，而后又翻脸不认。在那家科罗拉多州的旅店房间里，没有第三人看到那一幕。因此，法官目前知道的只有两点：他嗫嚅地说这是通奸，她则一口咬定是强奸。

　　辛普森被判无罪，因为陪审团认为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并不足以作出有罪的判决。而如果科比被判无罪，那一定是法官对罪行发生的可能性有了足够合理的怀疑。

　　证据作用并不大，法官有权作出他认为公正的判决。

　　在科比的性侵犯案中，证据起的作用并不很大。一条粘有精液的短裤在通奸还是强奸的问题上并不能说明什么，即使是扯破的内衣也可能是一次性游戏的产物。根据科罗拉多州的法律，性侵犯发生要求的条件是：一方使用武力、或是威胁要使用武力使受害人被迫与之发生性关系。

　　不过，即使没有任何动用武力的证据，科比仍有可能被定罪。只要陪审团相信科比做了违反１９岁女孩意愿的事，即或没有撕破的短裤，也没有淤青的痕迹，仅仅通过对双方当事人证词的分析，法官也完全有权作出他认为公正的判决，这就是所谓“自由心证”。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惩罚相对要小得多，科比完全可以继续从事他的明星事业。

　　双方证词完全相反，所以没有用处，找到撒谎一方成为关键。

　　尽管如今对科比的报道已铺天盖地，但从大多数稿件中可以得出这样一种暗示，除了所谓合理的怀疑外，科比没有也不可能被判有罪。

　　在这里举一案例，以作比较。亚当起诉身为职业拳手的女友迪尔德丽，声称对方逼迫他拿出凯尔特人的队服（上面有拉里·伯得）的签名。接到报案后，警察在迪尔德丽的公寓里找到了这件队服，但被告诉说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她说这是男友送给自己的礼物。对于这个只有“他说和她说”的案例，法官除了合理的怀疑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判定迪尔德丽有罪。

　　科比一案也是如此，陪审团收到了完全相反的证词。对于同一件事出现了两种说法，当然有一方是在撒谎。目前法官需要做到的仅是，不要让科比的名气和公众的压力影响到了他的判断。

　　在证据、证词无效力的情况下，影响陪审团的判断方向最有效。

　　假设在这桩案件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帮助陪审团作出决定。那么陪审员们就需要通过各种技巧来找到真相。找到某个当事人撒谎的动机是方法之一。

　　比如对于原告证词的可信度，陪审员们可能会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她的心智是否正常？她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去毁了被告的生活？她是否能从这起案件中得到经济方面的好处？一旦这些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那么陪审团很快能得出判断。

　　而对于被告科比来说，情况更为复杂。无论有罪还是无罪，嫌疑人都会不顾一切地为自己辩护。而说明一人无罪显然要比判定一人有罪更为困难。

　　任何人——无论是清白的还是有罪的——一旦陷入与科比一样的窘境中，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否认对方的指控。陪审团必须注意到的是：他所述说的故事是否连贯、前后一致；他是否有搪塞或是支吾的行为。这些细节往往比被告的抗辩理由更为有用。

　　当然，如果科比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他不是能犯下强奸罪行的人——比如湖人主教练菲尔·杰克逊证明他的弟子一贯就是“不近女色的绅士”，陪审团也会考虑这方面的意见。

　　“强奸隐私”条款成为原告的盾牌，科比的律师对此无能为力

　　科比的律师最近正忙着寻找原告撒谎的证据。那么，什么证据是这些律师所希望找到的呢？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哪些证据一定不会被法官采纳。科罗拉多有一项“强奸隐私”的条款，原告在此案之前与他人的性行为受到严密保护。这一条有效阻止了被告律师在公众面前羞辱原告的行径，也就是说，不能以１９岁原告生性淫荡这一点来作文章。

　　此外，这个条款还可以说明另一个问题。如果双方有过多次性行为，即使女方一贯表示认可或满意，只要有一次她认为男方实施了暴力，就可以以强奸罪名起诉对方。在这一点上，原告有着很大的主动性。当然，这个隐私条款也有例外，如果科比能够举出原告在此案之前就有过错误的强奸指控，那么陪审团自然会在此问题上有所倾向。但原告显然还是第一次碰到此类事件，对于科比的律师来说，这几乎是一条没有空子可钻的法律。 作者：杰·史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