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体育讯 关于广州足球,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的户口本和彭伟国的户口本是连在一起的——当时,我们都属于广州市体委的集体户口,户主是“广州市天河路市体工大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我的编号是186,国仔的编号是187。多年以后,我问解甲归田的彭伟国户口及人事关系现如今落在哪里,他说早就放到人才市场去了。让球员从原本有组织大包大揽的“单位人”转变成没人疼没人爱的“社会人”,也许,这就是中国职业足球的最大功劳吧。 彭伟国开宝马车,住广州天河区某豪宅,依然单身,闲着没事约三两好友踢场野球,或者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典型的钻石王老五生活。可并没不是所有人都有他这么幸运,他曾很伤感地对我说:我们踢足球的可真的是万里挑一啊,能赚大钱的全国也就是几百人,可还有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连普通百姓的标准都达不到……这使得我得出结论:职业足球改变的只是少数人的生活,它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无关。 今天,当我以过来人的姿态回顾广州足球的十年,很自然就想起杜牧的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我是在广州开始自己的足球记者生涯,也赶上了广州足球最繁华最喧嚣的黄金时代,当我1999年12月离开广州之时,广州已经没有一支甲A球队了。多少“繁华”,都被雨打风吹去。中国足球,说到底其实就是泡沫,广州足球自然也不能幸免,只不过因为醒来得早,于是就显得最为落寞罢了,但这种落寞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广州足球最“鼎盛”的时期,是1996年、1997年,那时广州有三支甲A,广州松日队的主场设在韶关,广州太阳神的主场设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广东宏远队的主场设在广东省体育场。我记得当时我颇有种疲于奔命的感觉,一会儿去韶关,一会儿又去省体(又名东校场),然后又去越秀山。然而,即便是在当时,置身其中的我,也深知所谓的鼎盛,只是外界的一种幻觉。松日征关韶关,球市极不理想,记得某场比赛只卖出去29张球票,松日的老板潘苏通无奈之下只得求助韶关女市长(好象是姓杨),于是韶关大学组织上千人的学生去现场看球,但后来学生们也不去了,球场常常是空空荡荡;当然,越秀山、东校场也好不到哪里去,广州球迷高喊“丢”声,从来就没有过气势。这一切并不表明广州人不喜欢足球,他们只是骨子里有很理性的因子。 我始终认为广州市的领导可能是中国最开明的领导,我在广州工作了近四年,记得市领导只有两次公开过问过广州足球,其中一次是一个副市长以球迷的身份投书《足球》报,对当时的松日主帅张宏根表示支持,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表态。这封信当时发在《足球》报的头版,当时的《足球》报老总严俊君多少感到有些奇怪,感慨市领导怎么关心起足球来了;还有一次是林树森市长在市政府为松日队打气,号召他们振作精神保级,但市政府也没有给予1000万或者多少万的奖赏。“决不把纳税人的一分钱胡乱投在足球身上,政府只给予足球精神上的支持。”这样的态度,真的值得中国所有的政府领导学习。 广州足球之所以盛极而衰,很多人都把原因归结于人才培养、市场环境等等出了问题,我坚持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说到底,是因为广州足球不像上海足球、北京足球、深圳足球那样,有来自政府的强力扶持。我坚持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是广州人的幸运。这两年,广州的城市面貌真的是日新月异。东校场已经被建成了一个漂亮的体育公园,越秀山也成为了业余足球的天堂,而韶关也可以聚精会神地搞建设,就算没有了甲A,又有什么关系呢? 曾经不断地有人问我,向我约稿,想知道广州没有了甲A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凉景象。我说没有,没有任何的不同,街市依旧太平,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即使完全没有了足球,广州也依然是广州。足球本来就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生命中有太多的精彩。而且,足球并没有真的远离广州,广州球迷的素质在全国依然是数一数二的,他们谈论起英超意甲来绝对要比西安、成都的疯狂球迷好上一百倍,他们的心态是最健康最正常的。我始终认为,广州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城市。(舒桂林) 转自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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