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拉圭落难少年”事件追踪：相聚只为讨回公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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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18日03:16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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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昨7时30分
地点：北京西客站
北一出站口
徐磊、本报记者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都在焦急地张望。7时30分应该是徐磊的两个队友——来自湖北汉口的刘仁杰和来自河南的郭亚民到达的时刻。
当刘仁杰和郭亚民快步走出的时候，徐磊一下就扑了过去，紧紧地与队友相拥。和队友在一起，徐磊的话明显多了起来，他一边热情地向记者介绍着自己的队友，一边对那两个风尘仆仆的男孩说：“刘会来今天从天津过来，不过他是8时到北京站，我爸爸去接了。”“怎么别人没来？”“好多家长这几天都给我爸打电话，特别希望孩子来，可是你们也知道……”徐磊低声而迅速地说了一个名字：“他的家长说，他们也想把孩子送来，可是他们家现在连1000块钱都凑不出来了……”
刘仁杰和郭亚民并没有带行李，只是拎着一个小口袋，记者好奇地问：“你们没带行李？”他们憨憨地笑：“带什么行李，我们就在北京住两三天。”“那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走的时候和泛美亚公司签的合同，还有所有相关的东西。我们都带来了，你们可能会用得上。”
他们的眼神流露出一种迫切的渴望，他们要用这些东西证明他们在乌拉圭受的苦、上的当。
时间：昨8时30分
地点：北京某写字楼咖啡厅
咖啡厅的情调是幽雅的，但是采访者与被采访者谈论的话题与事情却是沉重的。
刘会来也从北京站赶到这里与队友会合，几个孩子见面（他们确实还是孩子，年龄最大的是1981年出生的）显得分外亲热。当大家终于坐下开始谈话的时候，孩子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刘会来带来了他在乌拉圭拍摄的照片，记者也拿出了一个来自四川的小队员刚寄来的照片，孩子们一边看一边感慨回忆，并奇怪着自己怎么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生活了那么久。
刘仁杰和郭亚民还在愤愤不平，他们是第二批通过泛美亚公司出国的，他们告诉记者：“那家公司的老板一直说我们去智利，等大家都交了钱、到了北京以后，才告诉我们去的是乌拉圭。可是那时候我们已经不能反悔了，因为他们说了，你们可以不去，但是不能退钱。”
而徐磊则在担心着仍留在乌拉圭的队友，他忧心忡忡地告诉大家，前一天有一个孩子的母亲打来电话：“她也想让她的孩子回来，本来公司已经答应了，可是张小雷又打电话告诉她，现在媒体曝光了，影响不好，公司的账号被冻结了，因此现在哪个孩子也回不来。”又有人透露：“现在和乌拉圭联系不上了，有个家长跟我说，那边的队友都被老姨监视起来了。”——他们在乌拉圭的管理者是张小雷的姨妈蔺慧云，孩子们习惯性地叫她“老姨”，直到现在也没有改过来。
记者提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现在还有一个机会能让你们踢足球，你们会不会重新选择这个行业？”
沉默之后是4个人一起慢慢摇头：“不会了，足球把我们的心伤透了。”
“那么，你们想没想过自己的未来？是读书还是干点别的什么？”
郭亚民苦笑：“读书需要钱，踢球也需要钱，我们家里现在哪儿还有钱？”徐磊接着说：“等我自己能挣点钱了，我想去学西班牙语，将来当翻译。”
“那么你们现在都在做什么？”
除了徐磊在一家汽车交易所卖车外，另外3个孩子都在帮家里做一点小生意。
“没有为自己的未来做一点规划吗？你们不可能将一辈子的精力都赔在这件事上啊。”
沉默，良久的沉默。孩子们眼里，是对未来的一片茫然。
实习生 周萧／文 晨报记者 殷楠／摄 往事调查
曾有一次失败的教训
晨报讯（实习生周萧）从乌拉圭回国，徐磊他们并不是第一批想用法律手段追回自己损失的孩子。第一批回来的8个孩子曾经起诉过海南泛美亚公司，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败诉。
昨天，记者联系到一位参与过这场官司的家长，这位来自新疆的家长告诉记者：“我们确实是打过一次官司，我们8个家长当时都到海南住了将近一个月。但是当时我们手里没有照片和录像带，只有孩子们写的材料。但是公司那边一口咬定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是孩子们受不了苦才先回国的。由于取证困难，所以我们败诉了。”
据这位家长介绍，由于那边的生活使孩子们实在不堪忍受，所以决定团结起来一致抗争。但他们提出回国后，公司却并不允许，而且将孩子们的护照、签证都扣下。最后，还是中国驻乌拉圭大使馆出面，才将孩子们的护照、签证要回来。
不过，现在的情况比当时已经乐观很多，这位家长在得知孩子们已经将从乌拉圭带回来的照片、光盘送往中央电视台后非常高兴，他告诉记者：“那太好了。我们的律师昨天还给我打电话，说要继续帮我们打官司。现在有了证据就更好办了。”
记者手记
呼唤良知
这两天电话多得已经快爆机了，有各地小队员打来的，也有各同行来了解情况的。但心里是高兴的，看到这么多人能关注这件事情，那么这些平均年龄不过十八九岁的孩子也会对社会多了一些信任与肯定。
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在说，为什么这些家长会这么轻信，将孩子交到了陌生人手中，而导致自己的孩子在异国他乡受苦。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却并不认同——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孩子也是为人父母者最大的弱点，如果有人利用这种因爱而产生的弱点去行骗，是绝对应该受到谴责与惩罚的。
孩子求助于媒体，他们的曝光率在近几天的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无疑占着较高的比重。但“档期”已经被排满的孩子却也有自己的无奈：“我们不想以这种方式出名。”但他们知道，以他们单薄的力量和声音，如果不求助于媒体，那么公众和有关方面也许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也许，这件事情还在被当作“足球希望工程”宣扬，也许，还会有更多的孩子受骗……
最重要的一点，也希望媒体们能联合起来，多给这些孩子一点帮助——现在要做的，并不是再去追究事情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了，而是谁能给那些孩子一个未来——回国的以及那些滞留在乌拉圭的。
实习生 周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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