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曹竞）北京的冬天，时而艳阳高照，时而阴云密布，就像中国足球的“天气”阴晴难定。正当中国足球的圈内人士与其他中国人一样，等待着迎接猴年的到来时，中国足协与《足球》的突然交锋，让羊年岁末的中国足球变得不再平静。

　　　 中国足协手持“杀威棒”要棒杀不实报道，被棒杀的《足球》则要予以坚决反击。中国足协到底有没有取消《足球》采访资格的权力？《足球》的反击到底有没有充分的理由？一场围绕着足协与《足球》间的争斗，就此将一个困扰我们多时的问题摆上了桌面，那就是中国足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舆论环境？

　　　 事件起因

　　　 在2004年1月7日出版的《足球》上，一篇“‘国资委’阻击中国足球”的文章成为媒体和球迷关注的焦点，这篇文章同样也引起了中国足协的注意。该文中指出“国务院国资委认为中国足球是‘不良资产’和‘不良市场’，要求国有企业完成与中国足球的剥离”。1月9日下午17时20分，记者突然接到中国足协新闻办主任董华的电话，他告知记者：40分钟后将召集部分媒体在足协召开一个重要的新闻发布会。

　　　 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董华代表足协发表了一个声明，即国资委从来没有在任何正式文件、会议简报和其他正式场合中，提到过“中国足球是不良资产和不良市场”，也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求国有企业应将其完全剥离”的规定和要求。中国足协认为，《足球》的这篇报道，在没有任何正式来源、依据的情况下，就刊发毫无根据的内容，是极不严肃和极不负责任的。这篇严重失实的报道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给中国足球和国资委都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为此，中国足协要求《足球》澄清此事，并公开赔礼道歉。同时决定从即日起，取消《足球》对中国足协主办、承办的所有赛事和活动的采访资格。当晚，《足球》总编辑谢奕发表了四点声明，其中他们认为中国足协对《足球》报的这个处罚违宪违法，限制了新闻自由，他们有权不接受足球报的采访，但没有权力剥夺限制任何记者采访的自由，如果中国足协不收回该处理决定，《足球》将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向人民法院起诉中国足协，捍卫报社的正当权利。

　　　 就在足协发表公开声明的第二天，在海南金鑫基地采访国家队集训的《足球》记者，便被国家队管理人员“请”出了训练场。

　　　 足协新闻官：足协有维权的权力

　　　 今天下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董华就足协对《足球》所做的处罚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足协每年都要举办很多的比赛和活动，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够取得采访资格。媒体记者需要报名，经过足协审批后才能拥有正式采访证，进入记者席、摄影席、混合区采访。“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我们只是取消了《足球》获得采访比赛、活动报名的资格，至于他们是否报道足球，愿意报道什么比赛、活动，那是他们的新闻自由，我们只是行使管理权限内的权力。”

　　　 董华认为，足协之所以作出上述决定，是因为“那篇不实报道给中国足球造成了重大影响，损害了中国足球的利益，所以，中国足协以及麾下的国字号球队有权拒绝他们的采访，但我们并没有损害他们的新闻自由。”

　　　 谈到这一纸处罚时，董华表示足协并非跟《足球》过不去，“而是要维护中国足球的利益。我们在处理与媒体关系问题上的基本原则一是加强沟通、交流的渠道，二是求大同存小异。媒体报道出现失实，如果不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太大的伤害，不会干扰中国足球的正常秩序，我们会在私下沟通时给媒体指出来，希望他们提高记者的素质。即便造成较大影响，如果是无意之举，我们仍然会对他们提出严格按照客观、公正的原则来进行报道的希望。但如果是恶意报道，而且带来重大影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会坚持原则的，会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在董华看来，媒体怎么批评中国足球都是可以的，但报道的事实依据必须是真实的。

　　　 在谈到何时取消对《足球》的采访限制时，董华表示将视他们的态度而定，同时会保留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权力。当记者问及足协与媒体间将如何建立正面沟通渠道时，董华直言：“会考虑媒体的工作时间，争取在第一时间里进行新闻通报，至于中超联赛开始后的新闻发布形式仍然在研究中。”

　　　 《足球》总编：会在周一进一步表明态度

　　　 对于《足球》来说，被足协限制采访资格，这已经不是头一次了，以前就曾因为刊登《十强赛秘史》受到足协的处罚。与上次一样，在中国足协刚刚开完新闻发布会仅3个多小时后，《足球》总编辑谢奕就在一家网站上发表四点声明，措辞激烈，语气坚决。声明中不仅指出“有关报道不存在‘失实’，中国足协也没有权力断定本报的报道‘失实’”外，还强烈要求足协撤销处罚决定，否则将诉诸法律。

　　　 声明发表次日，从海南金鑫训练基地便传来《足球》记者被驱逐出国家队训练场的消息，谢奕随即对媒体表明两点态度：“一是如果足协不撤掉对我们的处罚决定，我们肯定诉诸法律；二是足协赶我们的记者出场，不仅是违规而且是违法。”同时，谢奕表示，“足协不发我们采访证并不能阻碍我们正常的采访，作为专业体育媒体，我们有自己一套专业成熟的采访方式和手段来完成采访，我们的报道照常。”

　　　 今天下午，记者拨通谢奕的手机后，他告诉记者正在就此事开会研究，他现在的态度与之前没有区别。随后，他还很肯定地表示，将会在明天（周一）就此事有一个进一步的声明。

　　　 资深律师：足协有不提供便利的权力

　　　 足协是否有权力取消《足球》的采访资格，是此次足协与《足球》交锋的焦点，也是媒体、球迷争论的焦点。北京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郭怀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些媒体就足协处罚所做的表述并不准确，“足协只是取消了《足球》采访其主办赛事和活动的资格，足协作为主办和承办方，他们拥有选择权，即选择给采访者提供或不提供便利的权力。足协并没有剥夺《足球》报的采访权，他们只是不再提供便利，譬如不给他们办理证件，但他们依然可以报道。”

　　　 从法律角度来看，郭律师认为足协作出的决定并不是基于某种行政权力，没有强制性，只是不提供便利而已。“更何况被采访者本身就有不接受采访、保持沉默的权利。”但郭律师也认为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当记者就《足球》记者被驱逐出海南金鑫国家队训练场提出看法时，郭律师表示，既然是一名球迷也有观看国家队训练的权利，《足球》记者也可以在场边观看、采访，“他们可以不接受对方采访，但不应该限制记者观看。”

　　　 新闻界权威：被监督对象惩罚舆论监督欠妥

　　　 律师认为足协的处罚决定不存在违法之处，但新闻界权威人士却认为由被监督对象来惩罚舆论监督并不合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就对记者直言足协的做法存在不合理之处。

　　　 喻国明认为，如果是纯粹的商业组织活动，主办者可以挑选采访对象。“但作为官方机构是没有选择权的，应该最大限度地保障读者获得知情权。像足协这种亦官亦商的机构，利用自己的权力限制对方的采访资格是不合适的。”对于媒体在报道中出现的差错，喻国明举出了“合理怀疑权”的例子。“深圳已经地方立法保护媒体的‘合理怀疑权’，因为媒体记者是用一种自然人的方式来了解情况，他们没有强制权力，出现差错是符合常规的。媒体报道不可能百分百地准确，但足协作为被监督对象，采用行政权力来制裁监督对象是不应该的，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力。而是应该由第三方，像记协、新闻出版机构来监督媒体行为，就具体情况作出相应惩罚。”

　　　 尽管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即将由甲A过渡到中超，但喻国明认为中国人在市场规则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什么是由市场规则决定的，什么是由公益规则决定的，还尚未到完全清晰的地步，许多事情并未完全是由市场发牌的。在这样一个转轨时期，有关机构在处理问题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特殊性，不要规则对自己有利就往自己身上拉，而应该更加宽容，不要对舆论监督过于苛刻。”

　　　 中国足协对《足球》的处罚是否合理合法，不管是当事双方，还是法律与新闻界人士均有不同看法。就像“中国足球到底是不是不良资产”的争论一样，正方与反方均能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媒体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有需要自律的地方，就像中国足协在提高自身职业素养和职业水平的问题上，同样需要拥有严于律己的态度一样。中国足球需要什么样的舆论环境？当正面沟通渠道更加透明与公开时，舆论环境自会向着一种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 （本报北京1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