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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逐令”从金鑫足球基地开始。图为10日国足副领队（右）请《足球》报记者走人。 |
■文/本报记者沈雷
疑问一：足协处罚令是不是“封杀”？
足协新闻官董华昨天假借本报表示，足协对《足球》报的处罚并非“封杀”，而是“不欢迎你来采访，不会发给你有效的采访证件，因为你损害了我们的利益”。
这样的表态是否能代表几天前足协的实际作为？
在处罚令颁发的第二天，两位《足球》报记者便在海口金鑫国足训练地吃到了“驱逐令”。足协对此的解释是，国足集训是中国足协主办的活动，当然属于被禁之列。但当天所发生的事实其实与董华所解释的处罚具体方法并不吻合。
由于金鑫基地内的训练场是开放式场地，同时足协并没有为此次采访活动颁发过专用采访证件。按照足协最新的解释，两位持有国家新闻署颁发的记者证的《足球》报记者完全可以在场边观看、拍摄国足训练，但当天国足副领队却亲自将两位记者“请”出场外，不称封杀的话，至少也可以叫“驱逐”，这不是剥夺记者的采访权是什么？
对处罚决定作的最新解释，可以视作足协对这几天社会舆论一致的反对声的妥协退让。“一怒而封”之举，凸显了中国足协在危机公关处理方面缺乏足够的理智和足够的办法。今天在重庆将有亚洲杯抽签仪式；20日在北京有转会摘牌仪式，《足球》报肯定会派人采访这两项中国足协主办的活动，届时足协会采取什么态度应对，很值得关注。
疑问二：《足球》报报道是不是假新闻？
《足球》报报道的性质，是中国足协作出处罚的根源。《足球》报1月7日刊登的《“国资委”阻击中国足球》（署名广哲）一文是不是假新闻？当事双方摆出截然不同的姿态。
《足球》报方面一再坚称该消息有源有据。根据1954年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通过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第六条“对秘密获得的新闻来源，将保守职业秘密”，《足球》报肯定不会公布其文中所提到的那位国资委有关人士究竟是谁。
而新闻中的另一方国资委，却至今未在任何公开正式场合就这一新闻是否属实发表过看法。虽然足协再三称，自己“是收到国资委正式文件的。要求他们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也是国资委。”但这与《足球》报的表态一样，同样是无法核对的。显然，足协既非《足球》报的上级领导部门，也非这一新闻的当事者，它并无权力对《足球》报报道的真假属性做定论；新闻报道者和被报道者，同样不能以一面之辞来定义真假。对此事，学界和法律界的一致看法是：新闻媒体的报道是否失实，应该由第三方作出裁决直至进行处罚，而不是由被监督者自行采取报复性行为。
在关键事实难以分辨的前提下，《足球》报这一报道中，将某内部人士称“足球事实上已经成为不良资产、不良市场之一”和国资委领导2003年讲话中指出的“对‘不良资产’、‘不良市场’的剥离时间限制为三年”，这两段分离的讲话前后排列并得出国有资产三年内退出足坛的结论，是不是有拼凑文意和断章取义之嫌，也是期待学界探讨的一个新课题。而足球新闻界近几年连续出现的假新闻中，确实有不少来自对事实本身的夸大和人为的拼接。
疑问三：中国足球是不是性质不良？
该报道引发争议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足球到底是不是“不良资产”、“不良市场”？
去年年尾，红塔的突然退出、辽足的暗地出售、中远的欲走还留，一系列俱乐部投资方的变更自然引来纷纷议论。最具有代表性的红塔和中远的离开或者即将离开，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投入大、产出少”。足球市场进来容易、出去难，以3800万的低价匆匆抛售俱乐部的红塔，甚至一度背负上“令国有资产无端流失”的骂名。
职业化10年来，足球越来越像一台外表体面漂亮的“烧钱”机器。如今一年维持一支甲A球队的资金，抵得上10年前所有甲A球队的投入；球员的钱包一天比一天鼓的同时，俱乐部敛财渠道却并无多少进步。至少从今天看，中国职业足球这个10岁的孩子，确实没有一点“小时了了”的味道。
对于一个一年投入十几亿元，产出不过七八亿元的市场，究竟该如何来定义其性质？大部分媒体和学界人士都认为，至少在目前阶段，足球市场的发展有不良势头。而另一种观点也有不小的分量——即不能将足球泛化为产业，就这项运动而言，同样存在社会事业和文化事业的成分。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丁树哲教授表示：“任何一个投资企业在做一个资金介入方案时，都会准备“退出机制”。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出现国有资产退出足坛的情况，作为推断中国足球是不良资产的理由。中国足球，大而化之到中国体育，正按产业方式发展，但这个市场尚未成熟，不能简单地在今天讨论是不是不良市场、不良资产的问题。”丁教授同样并不赞成某些评论中表示的中国足球是社会公益事业的一部分、“这项事业的本身并不属资产范围”的极端论调，“现在我们谈论的，应该是中国足球在移植国外经验时，采用哪种更适合中国的具体运作方式。这需要中国足球主管部门、企业界、学界、媒体等方方面面进行定期的交流讨论，而不是就某些问题搞些对抗。毕竟，大家都是为了中国足球的发展。”
王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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