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超霸”是一个很具蛊惑意味的词汇。从语言学的角度来阐述，它表现为一种极端性的夸张———“霸”已然是最高等级的表征了，在“霸”的基础上还得有所超越，那便使人不由得热血沸腾、意气风发，以为一旦“超霸”就拥有了杀死一切的资本。
甲A冠军上海申花是霸，足协杯冠军北京现代也是霸。尽管谁都知道甲A之霸远比足协杯之霸更为名正言顺，更能赢得广泛的尊敬，但既然存在这样一个“超霸”的舞台，既然上台较量已经成为了某种规定动作，那么，不管心情是好是坏，身体有恙还是无疾，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两位霸主都还只能披挂上阵，为正处淡季的中国足坛或欣然或无奈地撒上一包味精。
欣然和无奈是不同的两种态度。这两种态度可能导致不同的两个结果。北京现代尚未开赛就放出“拿下申花问题不大”的狠话，领队杨祖武嘴角一撇就是一句“好好打，赢场球给孩子们发点过年钱”，让全国球迷立刻感受到其身上浓烈的匪气———不过，结果出来之后，这种匪气顿时像经过了化学反应一般转变为了霸气，与“超霸”这一主题相当贴近；反过来，上海申花则给人以一种消极厌战的印象，面对对手的挑衅，全队上下如同代理主教练毛毅军一贯的脸部表情特征一样安详而宁静。直到3比4的比分定格，直到眼睁睁地看着北京队员捧着个奖杯兴高采烈，才有一丝真实的沮丧在他们的眉宇间隐约闪现。
当然，没有人会天真到把争夺“超霸杯”的过程看作一场战争，在我看来，它倒有点像是一次学生时代的义务劳动。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尖子可能对于此类无关宏旨或者说与切身利益关系不大的活动兴致不高，对于评选积极分子也不太在乎，不过要是真的在活动中表现得过于懒散，甚至由此受到老师的批评，尽管打心底里也许仍不以为然，但面子上总是有些尴尬；而有些成绩一般但精力异常充沛的活跃分子则会将此次义务劳动视为展现自己的良机，于是全力以赴，以无限高涨的热情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义务劳动结束了，活跃分子成为活动积极分子，并被授予奖状。学习尖子尽管受到轻微的批评，但发现自己实际上也没什么损失，便更加坚定信念：下次考试，还拿第一。同时，该次义务劳动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好评，理由是不顾天寒地冻，一共为大家奉献了七粒进球。
文章写到这里，本该和义务劳动一起结束了，但听说现代队国脚杨璞赛后朝申花球迷竖了中指，便感到应该再讲几句。
超霸杯也好，义务劳动也好，不管针对哪一个对象，其实质意义终究有限。杨璞不要以为赢下一场球就真的实现了“超霸”，就好比义务劳动的积极分子大概只能是下届劳动委员，至于班长则另有其人。退一万步，即便当上了班长，言行举止也应当是表率，而不是看上去让人混同于匪帮。
同样也有些话要对申花讲———竞争有时是全方位的，一个看似无关痛痒的环节也许将引发一些不可估摸的状况。所以，如果精力允许，能不放的就不放。有的对手，你放一寸，他进一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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