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用那句著名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为《双城记》开篇之后，百余年来无数文化工作者从中找到了一个范式和模本。在讲述某个故事，评论某种现象的时候，此类模棱两可、左右逢源的概念运用不仅具有便利的操作性，而且，听上去相当哲学。
当身披曼联9号战袍的萨哈在代表新东家亮相的第一场比赛中即打进一球的时候，通过电视，我看见弗格森笑得“花枝乱颤”。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可以说是源自一场即将到手的胜利，或基于球队整体作战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也可以说是伯乐在相中并最终带回一匹良马之后，所无法掩饰的一份得意。
然而问题在于，伯乐并不只有弗格森一个。如果以萨哈作为对象，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一个喜爱国际足球、关心英超的朋友恐怕都是伯乐。富勒姆老板法耶兹和主教练科尔曼当然也不至于懵懂到分不清良马和劣马———几个月前弗格森提出收购萨哈的计划时，富勒姆高层当即严辞拒绝，称萨哈是非卖品，要想得到他，除非你来抢。
曼联还真的就来抢了。弗格森不使用冷兵器，也不动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他只是面带微笑地将一只装有1000万英镑的密码箱轻柔地摆放在富勒姆老板的桌前，就完成了一次掠夺———谁都知道，也许过不了几年，萨哈的价值便需要好几只密码箱来承载。
1000万英镑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在财政状况优良、经营理念先进的曼联看来，这笔收购还远未到伤筋动骨的地步。至于富勒姆，有人认为他们看在英镑的份上也应该知足了，可老板法耶兹不听则已，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老子不缺钱，老子要的不是钱，是萨哈！
但萨哈终于还是走了。足坛历来就是由豪门统治，什么是“豪”？有钱才能豪气冲天。帕尔玛以前好歹也算半个豪门，现如今帕拉玛特牌牛奶没人喝了，便立刻不像牛也不像马了，如同丧家之犬。对于曼联这样的豪门而言，钱是好东西，它可以让你轻而易举地获得；对于富勒姆这样的中产阶级以及更多数量的贫困阶级而言，钱是坏东西，它足以让你无可奈何地失去。
弗格森刚刚从曼联董事会预收到了一张400万英镑年薪的支票，如果换算成周薪，大概就是8万英镑，比齐达内和亨利都拿得多。处在他现在这样的地位和身份，名和利可能已经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难怪我父亲每次在电视里看到弗格森都会由衷地（当然或许也是充满嫉妒地）发出一声叹息：“瞧这老家伙，活得多滋润啊！”
诚然弗格森是命好，可人家也确实懂得进退有度，牢牢把握人生的航向，这才老而弥坚，老得成精。反过来，要是只进不退，贪婪无度，即便躺到棺材里，也免不了要被人揪出来。
我想说的是金云龙。72岁，本该是含饴弄孙，养鱼种花的晚晴时节，但老头却因为腐败问题在无数闪光灯的陪伴下从医院走向警局。什么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什么韩国国会议员，所有荣誉，所有光环，一下子全没了。
金云龙的罪名是受贿，挪用公款以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说到底无非就是栽在了钱上。金云龙这两年在韩国国内名声极臭，他这一栽，韩国人民普遍感到痛快，但坦率地讲我倒有点遗憾。为什么？金云龙好歹是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不仅代表韩国，也代表亚洲，如果他不栽跟头，我们在举办北京奥运会的准备过程中多少也能获得一点“朝中有人”的安慰。当然，后来仔细想想也就释然了——以金云龙如此为人，要请他办点什么事，兴许不只是发动感情攻势就能够解决的。这样一来，事情便会朝庸俗的方向发展了。
说到庸俗，倒突然又有了些感想。前几天过年，小孩见了大人，说的最多的还不是“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而“过年不要看书（输）”则差不多成了父母叮嘱子女的不变惯例。可见，在钱和文化之间，我们的优先取舍从每年的大年初一开始就存在了迁延日久的标准。更可叹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回避不了甚至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种庸俗。
当然，花这么多笔墨谈钱的问题，本身就很庸俗。好在我事先将狄更斯作了挡箭牌，这使我于庸俗之中，稍稍具备了一些不庸俗的愿望。
|
-- 给编辑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