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双方口供，济南刑警五大队认定，一笔巨额彩票奖金属于
委托购买者而不是持票领奖人。
持票领奖者被刑警带回盘问，口供成为确认彩票属于委托购买
者的惟一直接证据。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公安机关更为稳妥的做法应该是，通过暂
时扣押彩票的方法来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实施犯罪。事后，
马上敦促争议双方的当事人自行向法院提起诉讼。
纷争起源
去年4月14日晚，济南市第2003042期“齐鲁风采”电脑福利彩票一等奖产生，奖金240万元（税后192万余元）。
次日下午3时许，持有这张大奖彩票的王敬，到济南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财务室领取支票，此时，两名刑警出现了，以涉嫌诈骗之名，王敬被带回济南市刑警五大队留置盘问。
王敬所持有的彩票来自她的姐姐王长惠，14日傍晚6时44分，王长惠购买了此注彩票。她承认，中奖彩票的号码是她的工作单位————济南山鹰厨房设备有限公司经理王连弟在电话中提供的。
“她并没有说是要我帮她代买彩票，”王长惠说，“我去年40岁。在济南农村，40岁是‘王八命’，运气不定。王连弟打电话说，要我买彩票碰碰运气，她帮我选了6注号码。”
但王连弟坚称，这6注彩票是她电话委托王长惠代为购买的，号码则由她与朋友孙营共同商定。
2003年4月15日10时许，王连弟与山鹰公司总经理袁忠义和孙营到济南市刑警五大队报案，称王长惠涉嫌诈骗。
当日下午，王敬与王长惠先后被刑警五大队留置。
委托买彩票的证据
福利彩票的不记名购买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济南市福彩中心主任王大明说，只要持票人所持彩票无误，福彩中心就必须将奖金兑现。
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对王长惠提出指控的王连弟，并没有证明彩票委托购买关系的直接证据。那么，她何以令警方相信自己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1月10日，济南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政治处主任丁枫林向记者提供了两组相关证据：
其一，王连弟亲自购买或委托他人代买的三张与中奖号码完全一致的彩票原件，购买日期分别是2003年3月31日、2003年4月4日、2003年4月10日。
其二，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的病案和结算单据，此单据显示，王连弟于2003年4月9日至2003年4月14日在该院做人工引产手术。王连弟缴住院押金1000元，出院结算余额129．5元。
按王连弟的说法，出院结账是由王长惠办理的，她委托王长惠购买彩票的钱就出自这129．5元的找零。但王长惠对此予以否认：“我是到医院照顾过王连弟，但最后不是我结的账。”
“‘被害人’提供的三张彩票并不能证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2月8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就案件提出看法：出警有证据不足之嫌。曲新久解释说，从理论上看，公安机关在出警之前一定要获得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因为这是构成诈骗罪的前提。从目前情况看，警方并没有获得充足的证据。
曲新久同时说：“法律也并没有明确规定警方在获得什么样的证据下才能出警。”
事实上，济南市刑警五大队最后将王长惠和王敬的行为定义为侵占罪。
口供成为惟一直接证据
“经过盘问和调查，刑警大队认定王长惠所购彩票实归王连弟所有。”1月10日，济南市刑警五大队队长史建华说。
济南市刑警五大队提供的卷宗显示，王敬和王长惠的口供分别录过三次，前两次她们说彩票是归王长惠所有，最后一次则说彩票属于王连弟。
事后，王敬和王长惠均表示，她们是受到威胁后才承认彩票归王连弟所有。
“如果我不承认彩票是王连弟的，刑警就以判刑威胁我。”王敬说，“刑警不让我看审讯笔录，我拒绝在笔录上签字，但一刑警抓住我的手在纸上按了手印。”
王长惠也称，在另一个房间录口供的她也遭到了同样的威胁。
对于二人的这种说法，办案刑警陶立冬完全予以否认。
一个事实无法回避，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智晟指出：“在此案中，只有双方口供能证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而并无其他直接证据。”
高智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因此济南警方在为此案定性时，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
高同时认为，警方在采信证据时采取了“有罪推定”的原则。“‘被害人’的口供共有三次，为什么只采信最后一次的证据？”
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
济南警方的《汇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0条规定，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据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行为。在该案中，王长惠和王敬犯罪的对象是代为保管的他人的彩票和奖金，在主观方面具有侵占的故意。
《汇报》强调：“经山东省、济南市各级法院和检察院、以及有关执法和法律研究部门的领导、专家讨论，各方都认定该案是刑事案件，而不是经济纠纷。”
1月中旬，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均对记者表示，该案是经济纠纷。
“彩票的归属是认定侵占罪的前提，而确认产权的权力属于人民法院。”傅郁林教授解释说，产权纠纷显然属于民事范畴。
傅进而指出，民事诉讼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王连弟认为她与王长惠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彩票是归王连弟所有，王连弟就必须提供相应证据。
“尽管警方有双方当事人的口供证明彩票实归王连弟所有，但此口供显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傅郁林说。
傅解释说，民事诉讼中有“证据排除”规则，即有一些证据是不能作为判案依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傅郁林教授认为，警方留置盘问王长惠和王敬之前，并不能认定两人的行为涉嫌诈骗。因此，盘问中即使没有刑讯逼供，也明显侵犯了二人的合法权益，如此取得的证据应该排除使用，更不能据口供将其行为认定为侵占罪。
1月19日，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星水对彩票案发表看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侵占罪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因此，公安机关在审理完案件后，行为应该终止，由“被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来审理奖金归属的问题。
“我认为公安机关更为稳妥的做法应该是，通过暂时扣押彩票的方法来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实施犯罪。事后，马上敦促争议双方的当事人自行向法院提起诉讼。”张星水律师说。
（据《新京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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