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白金”一代陨落了，没有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死在韩国人的枪口下，而倒在了一群马来西亚人的戏弄中。谁练废了“超白金”一代？是怎么把他们练废的？十年职业化究竟为中国足球提供了什么样的“人才”？
坐着欲望号街车怎能抵达雅典？
生于80年代的这帮孩子，生活态度就像一张信用卡：冷漠，物欲。他们从一开始就接受着“职业化”中国式的解释——职业化=物质化。
谁废了中国国奥？这是一个问题。
严格意义来说，这帮生于80年代的队员是第一批完全由职业联赛培养而出的国奥队。他们自踏入物欲横流的这个行业，便像坐上了一辆欲望号街车，怎能奢望他们抵达雅典？
上一届国奥的李铁、李伟峰前往巴西时，中国的职业联赛尚未开始，他们或多或少耳濡目染了很多非职业时代较为本真的乡土情结，具体到金钱，他们还学不会完全的“物质主义”。但生于80年代的这帮孩子，生活态度就像一张信用卡：冷漠，物欲。
“3·20之夜”，沈祥福痛心疾首地说：“你们能不能先奉献，再索取，有的时候荣誉比金钱更重要。”在比赛前夜发生的“耐克”、“阿迪”只是长期积蓄下来的某种欲望的爆发，几年来这根用金钱紧紧系着的鞋带便联结着年轻人的某根神经，只不过在第一个主场之战打响前，它在商家急迫的心情下堂而皇之地登场了。
可能在这届奥运会预选赛中，中国国奥是全球参赛队中惟一一支在赛前24小时还爆发“球鞋风波”的，而且肯定是惟一一支在“阿迪”为全队惟一合法服装商的情况下，还敢穿上另一种品牌球鞋的球队。因为钱，因为这个顶着巨大压力的行动可以为他们带来6000元人民币的进账。
没有多少人会相信“耐克”鞋雨天打滑的说法是中国队失败的原因，但一定有很多人会相信6000元人民币在90分钟比赛进程中像一个魔咒般笼罩着年轻的心灵。这帮生于80年代的孩子从一开始就接受着“职业化”中国式的解释——职业化=物质化。一切在他们看来都很正常，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时代的巨大支撑，生于80年代的球员与生于80年代的大学生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同样活在一种崭新的生活理念下。
在“球鞋风波”发生后，杨一民扣下了6箱耐克鞋，他大发雷霆但面对球员时却收敛了很多，因为第二天就有比赛，他甚至不敢命令球员换上“合法”的阿迪，因为在球员们“更习惯耐克”的理由下，没有人敢冒一个输球的风险。但一位执意不准透露姓名的足协官员却大骂：“王八蛋！这群人也不知道吃谁的喝谁的，我说了——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谁也别想进国家队！”
但斗争还在不尴不尬地持续着，背负“耐克”合同的队员们还没有完全拿到钱，在剩下的4场比赛里如果他们换穿“阿迪”上场，只能得到60%的款子。所以在失去出线权后的总结会上，虽然上层再次严肃要求“穿上阿迪”，但27日会出现什么景象，谁也不敢保证。
1992年，郝海东、范志毅那届国奥队员每个月还挣不到500元人民币，兼职做“烟贩子”的郝海东至少有种“勤劳致富”的情结，因此他能够练到34岁踢到34岁；1996年，张恩华、谢峰、姚夏虽然已经拿到每年30万左右的钱，但他们从来不敢向国奥队教练提出增加训练费的要求，那时候国字号训练费是15元/天；1999年，李伟峰、李毅、郑智等大部分球员甚至还在四处找职业俱乐部踢球，他们梦想的是如何在9强赛中露脸以博得某个俱乐部的青睐。
但2004不同，他们已经是“腕”了，已经很习惯在俱乐部高收入的背景下踢球，基于时代的价值新标准，我们不能武断地认定这种理念是错误的，但在关键时刻，这一代球员没有上三届能顶住压力却是事实。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段世杰在战前对队员们感叹：“你们应该是因为对足球的执着而踢球。”而国奥队主教练沈祥福在战后摇头：“没有热爱，他们就不能持久。”
比谁开的“宝马”，比谁的年薪高，比谁家俱乐部老板给钱多，比谁的手机款式换得快——这没什么错，但没有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球员艰苦求生压力的80年代国奥，在最后9分钟就注定跑不动、顶不住、进不了球——“他们甚至已经不会哭了”，一位教练很忧伤。
一帮被关傻的人怎么能赢球？
开会、训练、吃饭、睡觉，然后第二天又来一遍，我们是被逼疯关疯的，你让我们怎么去热爱足球？以后这么做还出不了线，让一群傻子踢球怎么出线？
最后9分钟你在想什么？
我把这个问题用调查报告的方式询问过8个主力队员，他们却说：“糟了，什么都没想，脑子一片空白。”惊人的统一。
在我和沈祥福的对话中，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只给中国队9分钟的比赛时间，而且要求他们一定要进马来西亚一个球，能做到吗？”沈祥福说：“在正常状态下有60%的可能。”
但人们都明白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因为历届中国国奥都不可能拥有一个“正常状态”的前提，在长期封闭中，在一年5个月的格式化训练中，他们已经“疯了”，已经失去一个球员对皮球正常的感觉了，情形就像让一个船上的苦力说：“我爱大海。”
对于段世杰局长关于“兴趣、热爱”话语的反击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球员说：“开会、训练、吃饭、睡觉，然后第二天又来一遍，我们是被逼疯关疯的，你让我们怎么去热爱足球？”另外一个球员借用郝海东的话：“他们（领导）违背足球规律干事，总觉得一分钟看不到我们就不放心，这是当官的心理在作怪，以后这么做还出不了线，让一群傻子踢球怎么出线？”
从封闭到“疯闭”，当国际通行的大赛前封训走向极端化后，自小因缺乏文化教育缺乏与外界接触而心理结构不平衡的国奥小将，从赛前1个月开始就掉链子了——不止一个队员产生主动离队的想法，不止一个队员在私下腹诽教练组，不止一个队员盼着比赛早点结束可以回家。
“长期封闭”指令的下达来自体育总局，途径中国足协丰富具体细节而施之于队员。2002年9月，段世杰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明确了这个态度，而国奥“非典”期间仍坚持长期集训也是足协在请示有关方面后做出的决定。
“有些决定并非阎世铎做出的，有些举动也并不符合阎世铎本人的性格。”一个管理国字号队伍的官员说。这或多或少为陷入媒体批评的阎世铎解了一小围，但是，作为行业首席执行官的阎世铎因其“只惟上，不惟实”的作风难辞其咎。
谁废了中国国奥？具体方式逃不掉“封训”，实际上这已非体育科研的课题，而是一个管理思维和管理模式的问题。
请看记者记录的关于“疯闭”后果的细节：
孙吉4年来都被批评为跑位不合理，3月20日，当教练席上大叫一声“身前”时，他却跑到“身后”，结果导致张耀坤将球传到对手脚下。
王新欣最后9分钟奔跑不动了，但他下来却奇怪地告诉沈祥福：“怎么现在我身上又有劲了。”
安琦在赛前两天内体重莫名其妙锐减3公斤，被认为是心理紧张导致的。
还有曹明关键时刻的拉伤，显然是心理过于紧张造成的。
据统计，这场比赛国奥平均跑动距离仅6500米，比平时训练还少了2000米。
我问祥福，祥福无语，他的理由是：“很多事情自己明白就行了，把它永远咽在肚子里。”
一个国字号教练说：“用乒乓球、体操长期集中那一套来抓足球，是用奥运思路管理职业运动，忽视了足球运动规律。”足球首先是一个在特定心理状态下进行的技术过程，与乒乓球不一样，一个提拉弧线的前冲球可以在封闭情况下练6个月。
十年职业化：废品的报复
“联赛为本”缺乏实质性贯彻的背景，脱离基础而幻想式地向国奥队索要成绩，最后成为“废品的报复”
一个有趣的讽刺，第一批完全由职业化培养出来的国奥队员，却遭到职业化以来最业余方式的失败。这让人对十年职业联赛在后备力量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狐疑。
10年职业联赛到底为我们培养了多少年青才俊？这一届国奥队员可以说是最无技术特点、最无战术想像力、最无一锤定音人物的队伍，“你看看他们那基本功，趟球趟出底线，停球停得老远，几乎没有一个队员能用外脚背传球。”——一个足协副主席也这样评价：“只有身体好，但又没有速度，只会犯规。”
谁来为被废掉的这届中国国奥负责？一个罪魁祸首就是10年职业联赛，可以说这届惨败是职业联赛流水线上粗制滥造的——废品的报复。
对物质的欲望，对困难的抗击打能力，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冷漠，这些都是“生于80年代”人的时代特征，但之于足球最具体的机制，应该是甲A10年带来的遗毒。
没有中锋，沈祥福搜遍全国也找不到一个合适中锋，杨一民说：“现在俱乐部都急功近利，前锋几乎都找外援，让本土球员没有生长空间，连国家队里也只有靠郝海东撑着。”
不练技术，中国甲A最崇尚的就是靠身体吃饭，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以至于中国国奥怎么合练战术也难见流畅的配合。
竞技心理变形，甲A联赛本身的怪异性和众所周知的潜规则，让这帮球员在脱离了专业时代“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熏陶，又没有传承真正职业足球的精华部分——竞技心理。每每关键时刻，中、韩球员的心理差距就凸现出来。
种什么种子得什么果，“联赛为本”缺乏实质性贯彻的背景，脱离基础而幻想式地向国奥队索要成绩，最后成为“废品的报复”。
26日，“中超委员会”将在武汉召开特别会议，其目的就是在“限薪”方面达成一致。然而，10年甲A种下的恶果岂能在一次江湖会里被消减。
“为什么？这是市场决定的，一年只挣十几万就是让我们回到专业队了；不可能降下来，只要你对俱乐部重要，老板不可能真给你降薪的，大不了这阵风头过后，年底再把钱发回来。”就在记者写稿之时，一名队员很自信地表示。很可能，他说得没错。
职业联赛收获了什么？这届国奥失利是一次命运的报复，10年之内未能根除的东西在一支球队身上像原子弹一样用最猛烈的方式爆炸开来…… 本版撰稿/李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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