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兵败德黑兰是上苍对我们的垂怜。我们曾经是那样执着而顽固，执着得幼稚可笑，顽固得无可救药。在被马来西亚逼平之后，我们中的很多人，居然仍不愿结束算分的游戏，仍满怀激情地憧憬并畅想着一切的如果。就像一群业务精良的概率学专家，始终强调理论上的可能。

　　不需要检讨，也不需要总结。如果我是阎世铎或者杨一民，我会在那个充满绝望气息的德黑兰之夜，为国奥的全体指战员斟上一壶酒，放上一盘CD。酒不必太烈，因为我们的故事早已无关兴衰荣辱、生死存亡；音乐也不必太悲伤，因为我们的眼泪早已结成了盐霜。我将挥挥衣袖，风雅却无奈地吟出一首柳永的《鹤冲天》———“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以国奥的文学知识容量，未必晓得柳永是何方神圣。没关系，不晓得柳永，张惠妹总认识吧？“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在我看来，这首无数痴男怨女都相当熟稔的“解脱”，便是最好的检讨，便是最好的总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兵败德黑兰是上苍对我们的垂怜。我们曾经是那样执着而顽固，执着得幼稚可笑，顽固得无可救药。在被马来西亚逼平之后，我们中的很多人，居然仍不愿结束“算分”的游戏，仍满怀激情地憧憬并畅想着一切的“如果”。就像一群业务精良的概率学专家，始终强调“理论上的可能”。

　　现在，终于什么都没能剩下，包括“理论上的可能”，但我们的记忆却无比丰盈，在那里面，有阎世铎决堤的泪水，有杨一民铿锵的唱词，有沈祥福苦涩的表情，还有安琦空洞的眼神，他一定还在迷茫———为什么我会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球自空中落下却无动于衷？

　　他可以自责，他似乎也应该自责，但他不必为此背上沉重的枷锁。中国足球就是毁在了沉重这两个字手里，官员，教练，球员，媒体，球迷，莫不是如此。这绝非他安琦一个人的过错，即便他展开双臂牢牢抓住了那个自空中落下的皮球，又能改变什么呢？五一劳动节，难道我们真的能在长沙，在贺龙体育场，扒掉太极虎的那一身虎皮？

　　说实在的，雅典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当然，这里的“我们”仅仅是用来指代中国足球的。我丝毫不怀疑中国的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体操射击健儿会在雅典一次次地让五星红旗升起，但足球不行。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再等五十年一百年吧，只是，那时我们都将彻底老去。

　　想通了这点便会轻松许多。也正因为这样，每当大家激动万分或悲愤莫名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要发出一声叹息。瞎操什么心？干着什么急？对于中国足球而言，有什么样的胜利和什么样的失败值得让我们大动干戈？充其量我们只是世界足坛的一群游客，偶尔条件允许，便到世界足球的殿堂里参观参观，徜徉徜徉，如果凑巧运气好碰上了米卢这样神通广大的高级导游，或者还能被领进中心会议室，开个茶话会，嗑上几粒瓜子，就像我们于2002年的夏天所做的一样———兴高采烈地来，安安静静地走，留下巴西队门柱上的一个匆匆的吻，以及角落里的一堆瓜子壳……

　　至于尊严和荣誉，都是太过宏大的话题，中国足球消受不起。本着积极进取的态度，我们固然也有权利把它们放进心底，以酝酿“有朝一日”的豪气。但此时此刻，不妨光着膀子就着啤酒来上一盘花生米，哪怕被人视作自暴自弃。

　　媒体和球迷也不必终日鼓乐喧天地去伺候他们，真的，没这必要。响鼓敲不醒梦中人，何不学学柳永，也来他个“忍把足球，换了浅斟低唱”？无奈就无奈吧，又能怎样？

　　NBA季后赛开打了，大家且去看姚明。 (晨报首席记者 许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