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国奥队，在突厥狂飙的冲击下，孤独地死去了。桃园三结义，已经孤独一枝了，接下来该是中国女足了。既然总局下了死命令，“必须有一支足球队出现在雅典奥运会上。”输红了眼的赌徒们，自然会把宝双倍地押在女足身上，巨大的压力也同时会以几何级数地增长，压在姑娘们的心里，压在她们的肩上。一旦不堪重负，中国女足就会第二个孤独地死去。对于这样的失败，谁负责？阎世铎说他负责，杨一民说他负责，薛立说她负责——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回回失败，回回负责，回回照做他们的专职副主席。可沈祥福是真瞎了，连球队都解散了，还当什么主教练？张海涛可能会好些，因为他本来就是阎头儿亲点的，袁头儿批的。足协已经表态了：“即使出不了线也不换主教练。”但有一条是永远不改变的，而就是无论怎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一切的总导演，中国足协主席是永远不负责任的。而且永远保持着高层建瓴的总结、批评的权力。

　　中国足球屡战屡败，无奈之中用上了当年曾国藩弄咸丰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招儿，把屡战屡败说成是屡败屡战。在信息时代，这招显然不灵了，中超的资金至今不托底；国有资产又有陆续退出足球的趋向；国字号队伍溃不成军；长春亚泰又不依不饶……中国足协一时四面楚歌，盲人瞎马。从2001年月10月，亿万神州为中国队杀进世界杯而欢欣誉跃，到今天的千夫所反指，这瞬间的反差到底是为什么？中国足球的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肯定有其原因和病症，本文仅从以下四个方面做一浅析，可以叫奇文共欣赏，更欢迎疑义相与析，。算是为中国足写篇祭文，希望他们早日获得新生。

　　一、回潮篇

　　大反思导致了大倒退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６日，中国足球队在米卢的率领下，在亚洲区预选赛上提前两轮，积１９分出线，圆了中国足球几代人的梦，在中国足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韩、日世界杯上，中国队小组三场连败，被巴西队、土耳其队、哥斯达黎加队分别以４比０、３比０、２比０打败，而未进一球，未平一场，更没胜一场。于是，世界杯过后，中国足协发动了一场大反思，把米卢和他的“快乐足球”推到了审判席上，接受全国的口诛笔伐。反思的结果，不仅米卢黯然离去，也使中国足球臊眉搭眼地又走回了屡战屡败的老路上去了。

　　捅破这层窗户纸

　　无论是原体委主任伍绍祖，还是老足协主席年维泗；也无论是教练员、运动员，还是媒体和球迷，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期盼：盼望中国足球队能走上世界杯赛场，捅破这层窗户纸，使中国球员到世界杯赛场上去与高手过招，经风雨，长见识。让自己的底气往上长一点儿，自信心强一点儿，或许能对中国足球的整体发展起到一个推动作用。燃起希望之火，煽起大家的热情，使中国足球看到差距、看到希望，焕发出更大的动力去加厚中国足球的基础，改善各方面的工作。如果中国足协这样做了，这样去总结世界杯的实践，就会起到趁热打铁、因势利导的作用，中国足球的发展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热潮。

　　以怨报德、本末倒置

　　遗憾的是，中国足协不仅没有像上述那样做，反而以极大的义愤，掀起了一场以批判米卢、批判“快乐足球”为主题的大反思。从做人来说，这叫以怨报德，特不厚道。从反思的主题来说，叫黑白颠倒、本末倒置。这场反思根本是错误的。原因有二：

　　其一，中国足球以过去自己屡战屡败的一套经验，去批判米卢替中国足球圆梦的“快乐足球”理念。过去中国足球６次冲击世界杯，除１９８１年那次在苏永舜率领下，因经验不足而功败垂成，但比赛踢得很精彩之外，剩下几次，无一不是如牛负重，心理紧张，人员木讷。集训二三百天不休息，开会、宣誓不一而足，结果不好，过程也不好。这些都是中国足球的杰作。而米卢率队打十强赛，打出了中国队从未有过的轻松、激情，酣畅淋漓。从头至尾，让国人兴奋，无论提前两轮出线的结果，还是比赛过程，都让球迷快乐，也让球员快乐。其实，中国足协的领导们也很快乐。

　　其二，中国足协用自己急功近利的“进一球、平一场、胜一场”的不切实际的标准去衡量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忘记了他们与米卢签的合同就是将中国队带进世界杯。米卢很好地完成了合同赋予他的使命。至于中国队在世界杯上踢成什么样，能否完成足协领导的异想天开，米卢是负不着责任的。事实证明，中国队所在的小组中，巴西队夺了冠军，土耳其得了第三。应该说米卢对中国足球的看法、定位是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而中国足协对中国足球的定位是幼稚的和不切实际的。两相对照，到底应该谁批判谁？古人云：“知耻而后勇”，却不了解不知羞耻的更勇。正所谓无知者无畏。

　　这场错误的大反思，不仅给中国足球兜头浇了一盆凉水，而且把人们的对足球的认识搅得黑白颠倒，导致了中国足球的大倒退。

　　阎世铎不耻下问的内幕

　　当年米卢率中国队打完亚洲区预赛小组赛时，刚上任不久的阎世铎，面对媒体一片倒米声浪、足协内部对米卢的种种非议，十分着急，曾经找我和《中国足球报》的杨迎明深谈了几次，内容是面对这种舆论环境怎么办？如何才能为中国队参加十强赛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我当时对阎世铎说：“这很简单，米卢率队打了６场小组比赛，拿了１８分，出线了，凭什么非议人家。至于营造环境，你了解一下１９９７年十强赛之前，体委、足协是怎么做的，你反其道而行之，中国队肯定出线。”老阎请我和杨迎明具体出出主意，后由我执笔写了个文案。大意如下：把各种离心力变成合力，树立米卢的绝对权威，增加情感投入，卸包袱，让足球快乐起来。

　　ａ．树立米卢绝对权威，中方领队、教练必须服从米卢的安排，不得干扰。

　　ｂ．急调沈祥福归队，使之成为米卢与队员之间沟通的桥梁。

　　ｃ．给队员放假，或请家属来集训营地，让他们团聚几天，过点正常人的生活。

　　ｄ．请媒体恳谈，听取意见、建议，就算人家说得再难听，也表示欢迎和尊重。

　　ｅ．搞几次公开训练，请球迷在场边观看，使之能与球员接触，拉近感情。

　　ｆ．全队发表告全国球迷公开信，对球迷长期的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得到球迷更大的支持。

　　如果这样做了，就等于把各种力量合到了一起，有了情感投资，就会缓解队员的紧张心理，这种实实在在的行动比开多少次会都管用。诚如此，中国队保证以１８分～２０分的积分出线。

　　这个秘密一直没有公开过，阎世铎后来向我们表示了感谢，并说，除了队伍人事上的变动没按你们的设计去做，其余的我都做了，果然就出线了，而且是１９分，够准的。这说明，阎世铎当时是支持米卢的快乐足球理念的，而且他也的确从快乐足球中获得了快乐，王俊生干了那么多年，都没快乐过，老阎一接班中国队就出线了，就哈哈大笑了。可为什么笑声未绝就批起快乐足球了呢？但愿这场大反思不该是阎世铎的主意。又是一次“只唯上，不唯实”的违心之举。

　　二、训练篇

　　不与时俱进

　　的三从一大

　　错误的大反思的结果，就是从“快乐足球”又回到了“三从一大”。可能有人认为中国队既然冲进了世界杯，就证明中国足球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足球已具备了这个水平，用中国自己的招儿也照样行。那么，自己有什么招儿呢？当然是三从一大。决策者当年自己就是这么练的，也这么练过别人，而且还拿了世界冠军。所谓：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自己就会这一招，当然大伙儿都得这么练。

　　什么是“三从一大”

　　“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是上世纪６０年代提出来的，是日本的女排教练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法，传到中国之后，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具体说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大运动量训练。”从字面上看，这原则没什么不对。只是那时体育科技不发达，竞技体育的科技含量很低，就是拿人生练。加之那时全军大比武，全国各行各业也大练兵，环境使然。俗话说：要想人前显贵，背地里就得受罪。当然，我们的体育健儿实行“三从一大”不是为了人前显贵，而是为国争光。那时的训练也确实对提高我国的竞技运动水平起到过积极作用。

　　但４０多年过去了，体育科技飞速发展，竞技体育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各种训练理念、方法手段、监测环节日益精细，不断为我们的训练提供着科学的依据。比如姚明到了ＮＢＡ之后，教练指示他的身体训练员，让姚明在三个月内上肢肌肉长多少磅，人家就能做到。科学训练可见一斑。如果我们不尊重科学，不向科学要依据，还是照搬４０年前的三从一大，那就是不与时俱进了。

　　早在去年年底国奥队集训之前，教练员曾和我谈起过：队伍集中后，用至少一周的时间体检、疗伤、调整，而后再逐渐上量。因为队员刚打完一个赛季的比赛，都很疲劳，有伤病，身体、心理都需要调节。却不料，队伍集中第二天就开始了魔鬼训练，一天三练。据说是上级的指标，于是：“宁可累死，也不让韩国队吓死”，“谁受不了谁就卷铺盖走人”，“就算剩下三个人也得坚持”……真是典型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就这样，头两天减员６人，第４天减员多少人，一周下来，１３名伤号出现了，祥福也不敢再这么练了。因为本来一个赛季下来，队员身心俱疲，叫疾生腠理，现在叫病入膏肓了。就这样，前方督导的足协副主席，愣是北京体育大学足球博士生导师。这就是国奥队在战韩国、战马来时，跑不起来、没有力量的啼笑因缘，也是中国足球的啼笑因缘。

　　无独有偶，那年健力宝青年队从巴西回国，足协派他们去征战世青杯决赛。这些孩子３年没回家，回国后又到各地打了几场汇报比赛，个个归心似箭、身心疲惫。有的队员说：“我看到球场草地就恶心。”教练员根据这种情况，做了一个科学的集训计划，前一周也是调整、体检、疗伤，而后是有氧小运动量，逐渐加量，到最后一周达到什么状态……等等。

　　可当时，又是上边儿定下了三从一大的硬指标，每天必须１万米，有伤的队员就是走也得走够１万米。这样荒唐、野蛮的指令，把孩子们练得沉默寡言，筋疲力尽。到了世青杯决赛时，状态是最低迷的时候，理所当然又是屡战屡败。

　　尊重什么和向谁负责

　　在２００２年那次大反思时，我与体育总局的一位领导发生了口角，我认为既要反思中国足球的问题，既让大家畅所欲言，就不该由总局或足协先定下个调子，再让人按照这个调子去反思。因为中国足球正是在中国足协的领导下，多年来才屡战屡败，徘徊不前的。如今反思，让大家帮助足协梳理问题，查找病源，足协领导就该放下自己固有的理念，去听听多方面的意见。如果依然按照足协领导的理念、框框去反思，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我以为道不同，不与为谋，便退场了。

　　１９９７年十强赛后，我找到王俊生，以朋友的身份与他直抒胸臆。我说：袁主任是搞排球的，说了外行话，作为上级的原则指示，还说得过去。但真正足球训练、备战，就该按足球规律去做，而你是踢过球的，你应该懂，假如你也不顾事实，照搬领导指示去违背足球规律，那就更可恨。中国古代军事学有许多经典论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这样才能发挥教练的主观能动，才能分清责任，才叫对事业负责，对球迷负责，对球员和教练负责。你们那样做到底向谁负责？遗憾的是，我有来言，人家没有去语。

　　王俊生换了阎世铎，领队、团长也换了杨一民，教练换了沈祥福，结果还是一样，这就是官本位在起作用，他们只需对领导负责，至于对足球规律，对事业发展，对球迷的感情，则不必去想。这就是中国足协为国字号球队营造的氛围和环境。

　　单纯追求训练时数为什么不科学

　　众所周知，高水平的教练，高水平的球队，每节训练课基本上不超过９０分钟。除了大赛前的集训时，为积蓄体能，有一日两练、三练的情况，平时没有。因为足球比赛就是９０分钟。

　　当年大松博文的三从一大是对排球训练的总结。而排球与足球有着根本的不同。排球没有身体对抗，没有无氧状态，比赛没有时间限制。因而长时间的有氧耐力训练适合排球，但却不适合足球和篮球。由于中国足协的最高领导人一直坚持三从一大，坚持必须保证训练时数，这就违背了足球运动的规律。长期以来，中国的足球队每堂训练课都在３小时左右。而足球比赛却只有１．５小时。球员出于自我保护，不可能拿出全力去训练３小时，长时间的习惯，到了激烈的比赛中，他们就不会在９０分钟内释放出全部体能。这就等于中国球员用一半儿的体能与对手的全部体能相对抗，您想，能打得赢吗？这些道理，我曾与体育局一位重要领导讲过，他听了之后感到很新奇，也觉得有道理。但他却不能使足协主席改变初衷，因为主席是打排球的出身。

　　不尊重科学成了系统

　　中国足球的训练不尊重科学已形成了系统，除了机械地照搬４０年前的三从一大之外，对足球的理解上也不敢恭维。在足球强国，一名教练员如果他连续几堂训练课球员都能顺利完成，则被看成是失败。因为你没有新的内容，对球员没有刺激，也就没有难度。而我们的教练，恨不得一个月都在重复着同样的训练内容，队员完成了会被认为训练成功。健力宝队在巴西学习期间，我们的教练让一名中场左脚球员玩命强化右脚技术。他认为作为一名职业球员，如果不会两脚踢球，就不算优秀。巴西教练看了大惑不解，说：“马拉多纳是最优秀的，但他只会左脚踢球。作为教练应强化他左脚的特长，因此他成了球王。你们这样等于在扼制队员的特长。右脚没练好，左脚也变得和右脚一样平庸了。”

　　在一次战术对抗演练中，要求边路队员助攻与中路队员踢墙，而后中路队员前插，等边路球员传中。健力宝的一名前锋在接应边路传球后，观察到对手中卫向边上移动，肋部有了空当，便没按要求将球往边路敲而后空切，而是突然带球沿肋部突入禁区并射门成功。训练课后，这名队员被中方教练严厉批评。巴西教练员又是大惑不解。他说，你们中国没有教练员，只知道机械地执行战术纪律，那只能叫训练员。作为一名教练员，应善于发现球员的企图。这名球员突然带球突入禁区并成功射门，这正说明他是个天才球员，懂得根据场上的变化，瞬间做出反应，即兴发挥。这样的人应当大力表扬，并鼓励他的创造性。这样他将来就会成为球星。你们反而批评他，难怪中国球员在场上鲜有创造性，原来天才都被你们的训练概念压制没了。巴西教练继续讲道：“训练课不能安排得太满，要给队员留出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想像空间，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仅举几例，你就不难发现，中国教练的训练思维几乎在每个环节上都有反科学的内容，集中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反科学的系统。就这样，我们的教练们还个个牛得不得了，谁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这些年来中国足协为各级国家队，尤其是青年队选择的主帅人选，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肯学习、有想法、有个性、有才能的人入不了足协的法眼。听话的庸才却走马灯似地入围。即或选择了不错的人选，如戚务生，也会拉郎配似地给他们配备许多助理，或是上级对他们的业务多方干预，使之无法实现自己的想法。米卢之所以能成功，用他的话说，我只按自己的想法训练，领导和别人说什么，我听不懂。要是换了中国教练，中国足球至今恐怕也杀不进世界杯，因为他们抵挡不住官本位的压力。

　　三、管理篇

　　计划经济的头脑

　　记得国奥队与叙利亚队争夺亚洲１２强决赛资格的比赛之前，中国足协将集训营地和主场选择在了昆明，意在利用高原优势，跑死叙利亚人。在向新闻委员会常委的通气会上，我提出了质疑：叙利亚地处西亚的戈兰高地上，海拔比昆明低点儿有限。而且人家祖祖辈辈生活在高地上，我们的高原优势能不能起作用，这很难说，弄不好让别人把我们给跑死了。足协与国奥队教练组显然从未考虑过这一点。

　　主场比赛虽然打赢了，但那场面的的确确是国奥队让叙利亚人差点儿给跑死。这就是中国足协国家队管理部的管理水平。为将者不通天时，不懂地理，如何能做出合理的安排呢？

　　职业足球改革

　　为何中国落后于日、韩

　　职业足球是以足球进入市场为标志，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体制、机制和赛制。通过市场的商业化运作为足球运动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更好的条件和强大的资金。职业足球不仅是一项竞技体育运动，也是一种产业。无数实践证明，职业足球是推动足球运动水平提高的有效途径。因此，亚洲各国也都先后发动了足球职业化的变革，其中，中、日、韩差不多同时起步。但发展的情况却大相径庭，中国足球已被日、韩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是为什么？

　　因为职业足球的理论、组织形式、运作方式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职业足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日本、韩国的国家政体及制度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当他们的足球进入市场之后，大的环境比较顺畅。而中国的政体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职业足球的改革在大的社会环境中就需要磨合。这就是三国先后实行职业化，日、韩比我们走得快的原因。

　　但小平同志说得好：“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而且目前我国已基本上建成了市场经济的架构。在职业足球的改革上学习人家的成功经验该拿来的拿来就是了。特区的发展就是成功的例证。

　　衙门管市场，不尊重规律

　　职业足球一般有两个并行的机构，一个是行业协会，一个是产业开发平台，即足球协会和职业足球联盟。职业联盟是足球产业开发的机构，负责规范市场，平抑价格，反对垄断，开发资源。因为所有职业俱乐部都是企业，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其体制、机制是市场化的。也应当有一个统一管理足球市场的市场化的组织来领导才顺理成章。管理起来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职业足球规律。在日本、韩国，在欧洲都是如此。

　　而中国则是足协一统天下。中国足协又是一套人马两种身份。既是民间社团组织，又是政府衙门，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是正局级行政单位。足协领导都是官身。他们熟悉官场而不懂市场，熟悉行政管理，而不懂产业运营。因而就谈不上尊重市场法规、尊重市场经济规律。

　　比如，社会上反响很大的球员收入问题，高收入、低产出，一个职业球员的收入是普通百姓的上百倍，可中国足球却从来干不出什么漂亮活儿来让纳税人高兴高兴。尽管中国足协年年发布限薪令，但却不起作用。原因就是没有一个职业足球联盟去规范市场。

　　中国足球的人力资源匮乏，如果一支球队要想取得好成绩，就得招聘好球员。由于球星太少，于是就成了香饽饽，待价而沽。国安出５０万年薪，国际就敢出１００万元，于是哄抬物价，恶性竞争，还得加上多项灰色收入。如此一来市场如何规范？

　　假如有了职业足球联盟，全国各等级职业俱乐部都有价格的统一标准，球员到国安是５０万元，到国际还是５０万元。哪个俱乐部坏了规矩，都有明确的法规条款去制裁它。这就起到了平抑价格、规范市场的作用。因为这是按照市场的规律去管理市场的问题。而中国足协是靠人治去管市场，靠行政命令去管市场，甚至用行政命令去管比赛结果，本来是牛蹄子两瓣着的事儿。其结果只能是市场越管越乱，成绩越踢越差。高薪不养廉，反而养出一群假球、黑哨、赌徒，严重地损害了联赛的质量和信誉，伤害了球迷的感情和利益。而联赛又是足球水平的基础，基础如此，中国足球水平怎么能上去呢？

　　翻云覆雨，玩乎法规

　　更可悲的是，对于上述职业足球的常识和规律，中国足协的领导们并非不了解。在十年改革中，他们也曾多次出国考察、调研，有不少考察报告束之高阁。他们也亲手制订过不少政策、法规。尽管有些规定本身就不那么合法，但的确有许多可行的规章。但他们自己并不尊重，或说不习惯。仍习惯听命领导，习惯于行政干预。比如长春亚泰与辽足关于中超资格的官司，就是足协领导不按规章办事，人大于法的典型事例。

　　本来有他们亲手制订的中超规定放在那，却不照章办事，非要开会，而且经过了慎重考虑，做出了违背规定的结论。那么，您那法规的严肃性在哪儿？法规的制订者都可以随意强奸法规，还指望别人去遵守它吗？这就是中国足协的管理水平。

　　各个俱乐部也有许多很不规范的地方。在德甲踢球的邵佳一回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家的规范和我们的无序。”他介绍说，德甲俱乐部与每个队员签的合同，十分详细。工资、奖金、出场费……各项收入都在合同上定死了。除非到年终球队成绩有重大突破，俱乐部会额外发奖金，其余一律照章办事。没听说像国内俱乐部，球队三连胜就一发奖金几百万。像这样，市场秩序不乱才怪呢。

　　按理，职业化改革，应当逐步地向市场靠拢，逐渐将一切纳入市场经济规律。而中国足协的管理却恰恰相反，把一切都逐步纳入行政命令。限薪靠命令；中超资格认定靠命令；一个足球业务部门教练委员会被取消了，代之以正处级的行政机构——国家队管理部。甚至于规划靠政令，如××××年取得奥运会奖牌、××××年进入世界杯１６强……以至于最近连参加奥运会、世界杯预选赛都要下死命令：国家队必须打入２００６世界杯决赛圈 ，必须有一支中国足球队出现在雅典奥运会上……

　　足球比赛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儿，您命令得了吗？这有点像１９５８年的口号：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同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颐指气使的官本位一样，都一定要受到惩罚。这就是中国足球的管理。

　　四、基础篇

　　无源之水

　　急功近利

　　欧美足球强国，职业化进程都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了，而我们的职业化改革仅仅１０年。本来没什么可急的，奠定基础水到渠成。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扎扎实实朝前走，终有修成正果的那一天。可不知为什么，自打改革开始那一天，就总想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恨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于是飞扬浮躁，急火攻心。急来急去，十年过去了，中国足球依旧原地转圈，甚至进一步，退两步。

　　基础薄弱，急不得

　　中国足球基础薄弱，在三大球中，排球拿过世界冠军，而且在上世纪６０年代，中国排球就在世界前１０名以内。篮球也进入世界前八，女篮甚至拿过世界亚军。有人说了，女足也拿过亚军。这话不假，但总体水平上足球远落后于篮球。中国男篮有姚明，在世界篮球最高殿堂ＮＢＡ打主力，成为耀眼的明星。可足球呢？

　　别说篮、排球，中国足球的基础比田径、游泳都不如。当然，田径、游泳是个人项目，而足球是集体项目。有人说，中国人一个人是龙，一群人是虫。这话有失公允，但却道出了集体配合的难度。更何况足球在三大球中人数最多，故尔难度也更大。

　　足球人口匮乏

　　中国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就足球人口来说却少之又少。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都有业余体校，还有人才输送渠道。在转型期，体校基本没有了，而各式各样的足球学校又都是短命的，功利的，铜臭味特浓的。学校足球的开展也被升学、考试给搅和得不成体系，好容易有点比赛，又都盯着锦标、以大打小，弄虚做假。加之各地方体委都盯着全运会，花钱多的，出成绩难的项目差不多都吹了，足球就属这类。尽管职业足球改革之后，要求各俱乐部必须有二、三线队的梯队建设，但人数还是微乎其微。１９９２年中国国奥队选拔时，从全国只挑出适龄球员七十多人。从这里面要挑出３０人的集训队员，也就２．５个之中挑１个。有人做过统计，沈祥福带的这支国奥队，正赶上前面说的体校散了，足校没有，备选人才是最少的一批。就像吃包子，第一口没咬着馅，第二口馅过去了。可有些昏着心的人愣说这是“超白金一代”。急火攻心把人烧成什么样了？

　　面对这种实际情况，我们该清醒了，甭一天到晚对日本、韩国七个不服、八个不份。有差距就承认，踏踏实实做点基础建设工作。小平同志对中国足球惟一的指示就是：“足球从娃娃抓起”。如果说中国足协领导有唯上的毛病，干吗不听小平同志的话呢？因为抓基础太琐碎太艰苦、太耽误功夫。不如抓一线队来钱、来成绩、来名利。因此，越差一点儿越着急，越急越想走捷径，越走差距越大，整个耽误了１０年，结果还没而今迈步从头越。

　　其实，中国足球的浮躁就是源于足协领导。尽管老百姓有时被中国足球气得撕心裂肺的，但好歹也和大伙没什么利益关系。而中国足球的好歹，对官本位的足协来说可事关重要、利益相关。虽说踢不好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可踢好了真有好处。

　　足球说到底就是个游戏，是个老少爷们儿都喜欢的游戏，别给游戏掺和太多的非足球内容和砝码。广泛开展起来，边搞基础建设边玩儿着，快乐着。没那么多想头，也就没那么多失望。人家希腊冲击世界杯冲了６０多年，踢进了美国世界杯，结果３场小组赛就回家了。人家照样乐呵呵地玩儿，哪怕再用６０年再进世界杯呢，人家先快乐再说。这就是米卢的快乐足球的理念，没事跟人家较什么劲呢。

　　真真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