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曼陀罗

　　我和彦茨两个人，有一个向导，四个挑夫———每人60公斤重的行李，挑了我们的衣食住行：衣物睡袋，五天的吃食，锅碗瓢盆炊具，还有水和烧的干柴禾。

　　5896米高的乞力马扎罗不仅仅是非洲最高的山，更以独特的地理风貌著称世界。笼统地说，乞力马扎罗可以分成四层，最下面一层是热带雨林，中间的腰部有一条沼泽地带，再上面是高原沙漠，而顶部，超过了雪线以上的地方则是高山雪峰。远远地看，乞力马扎罗就像一位拖着长长的洒地的绿裙，系了一条细细的腰带，身着紧身淡黄衬衫，头上俏皮地戴了顶白色小帽的青春少女。这次来坦桑尼亚，我说死说活也要彦茨陪我爬这座山。尽管，登山的费用甚为昂贵；尽管，我当年过唐古拉山时高山反应的痛苦余悸犹存。

　　终年积雪的乞力马扎罗位于赤道以南3度，即便是在具有丰富想象力的神话里，人们也很难将赤道与积雪联系在一起。也正因为此，生长在这里的植物动物都很具特色。来了非洲，怎能不去拜访她最高的山峰？

　　第一天，我们轻轻松松地爬到2700米的宿营地，在简易木房子里铺开了我们的睡袋。

　　这里是热带雨林，苍翠欲滴的参天古树与盘根错节的各种热带珍奇植物中间踏出一条细细的红泥小路。这里生长的2500多种植物多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缕阳光透过厚厚的树叶，浅粉的、鹅黄的、绛紫的兰花铺满草地，长满青苔的大树上垂下数米长灰绿色的藤。

　　山坡前面的一小块平地上错落有致地坐落着几座小木屋，清一色原木围墙，茅草搭顶，碎石铺路。周围是密密的仙人掌林，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小溪里，通体透明的小鱼儿游来游去。溪边丛生着茂密的蕨类植物，溪底光滑的石头上贴满了深深浅浅的绿苔。奶白色的炊烟在傍晚的浓雾中缓缓升起，各支队伍的伙夫们开始起灶烧晚餐了。

　　我们的伙夫叫詹玛，高高大大，一笑便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白天，他把我们两人的大背包一古脑儿装在一个麻袋里，扎紧口，再将麻袋顶在头上，悠闲地在前面开路，一路上哼着小调。中午，他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将一方非洲大花布展开来铺在地上，细心地摆上煮鸡蛋、面包片、剥好的柳橙和香蕉，还有一壶不知怎样变出来的滚烫的茶，刀子叉子杯子盘子，甚至两张叠成三角形的餐巾纸。我叫他来同吃，他笑着摆摆手，远远地躺到树下去，用帽子遮住太阳。

　　晚饭端上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先是一盆用土豆泥和野山菇煮成的浓浓的汤，香味扑鼻。烤得焦黄的面包片放在盘子里。主菜上来，一个金属大托盘的四个角上放了青椒牛肝、圆白菜丝、干烧面条和青豆炒饭，外加一碗非洲红豆。奢侈得让人难以置信！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那些小伙子们是怎样把这些东西背上山的。

　　公共起居室里摆了两排黑色长桌子，两边是黑色的长条凳。是那种大手笔的粗犷的非洲艺术。我们几十个登山者，我是惟一的中国人，也是我们的导游彼得九年的导游生涯里陪同的第一个中国大陆人。当彼得向大伙宣布这一点的时候，全屋子的人都站起来为我举杯。

　　各个小团伙的伙食不同。相同的是，我们的导游和伙夫们都很热情周到，他们在我们身后站成一排，双手背在身后，拉得长长的身影在摇曳的烛光中跳动着，映在粗原木的墙壁上。饭后，又端上了水果，冒着热气的红茶里和着甜甜的砂糖。

　　我忽然感到不受用，似乎是在一部描写殖民地时期的老电影中，自己混在一群头戴硬壳遮阳帽、身穿白色西服、手上提着拐杖的白人中间。在那一类电影里，黑人总是被奴役被欺辱被剥削的。这些诚实勤劳忠厚的人们啊。一种强烈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从包里掏出英语－斯瓦希里语双解词典，诚恳地向彼得请教，如何说衷心感谢之类的话。

　　第二天，穿出了原始森林，扑面而来的是一大片一望无际平展展的荒原沼泽地，你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在3000多米的高山上。再没有葱葱郁郁的参天大树，浮在矮矮的灌木丛上的是一朵朵鲜黄的小花，在凛冽的风中，紧紧地抓住枝干，摇晃着身躯。人在这天地之间显得格外渺小。

　　晚上我们在3700米高处过夜。

　　空气慢慢变得稀薄，天气冷了下来。安顿下来以后，我穿上遮风的厚夹克，到崖边去拍落日。彦茨也蹬上靴子，陪我同去。我们一路和憩在一间间小木屋外休息的同伴们开玩笑，疯疯闹闹大声唱着歌儿。血色的夕阳正跳进厚厚的云海，染得白云也是一抹艳丽的红。

　　彦茨忽然弯下身，拼命地吐了起来。我知道，这是高山反应来了。我不能救他，只能轻轻地拍他的背。吐完了，没得可吐了，仍是干呕个不止，我丢下他，跑去找救援。

　　返身回到小屋，慌慌地敲别人的门窗，好在出门在外大家都是一家人，纷纷地掏包，贡献特效药。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还自告奋勇去崖上接彦茨回来。折腾了一阵，我竟然也支持不住了，远远地看见大汉背了彦茨归来，我如释重负靠在一块大石头上，也没完没了地吐了起来。

　　这一夜，我们头疼得谁也没有睡着觉。

　　第三天，真正艰苦的登山开始了。越过雪线，再没有一叶绿色，满目是茫茫的黄色高原沙漠。一块块黑色的石头狰狞地裸露着，沙地被风吹得和缓起伏，一直接到淡蓝色的天上去。彼得走在最前面，很有节奏地一脚踏出一个脚印。我们低着头，顶着风，一个接一个，踩在他的脚印上缓缓向前移动。手里的GPS显示屏，不断展示着我们的新高度：4000米、4500米……没有人讲一句话，只听得见风的呼啸。地上，随风滚动着一种球状的地衣，她们不能将根扎在地里，只能在不断滚动中像海绵一样不失时机地吸收水分和养料。

　　走到最后一处水源，大家纷纷取出水囊。我们拥成一团，打着哆嗦。气温，已经降到了零度以下。

　　晚上，我开始发烧，头疼得像要裂开一样。风在窗外嚎叫着，十几个人的木屋中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我们都拒绝吃饭，一个个快快钻进冰冷的睡袋里。

　　夜里12点，在零下20度的气温下，我们开始向顶峰攀登。

　　无法用笔描述，我们是如何爬上那积雪的山顶的。氧气稀薄到只有海平面的一半，每走五步、十步，我就不得不停下来大口地喘上一阵气。脚下是冻得硬硬的冰雪，浑身冷得失去了知觉。我吐着胃里最后的一点苦水，抬头望望插进乌暗天空的山峰，眼泪一滴滴地流下来。

　　彼得使劲地搂住我，用他的身体来温暖我，不停地鼓励着我，推着我移动脚步。这个20岁的黑孩子，是在乞力马扎罗山下长大的。这座山，他已经登了近六百次。

　　就在太阳从群山里喷薄而出的那一刻，我们站在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的乌罗峰顶上。在这五千八百九十六米的高度，积雪在阳光下晶莹透亮。我看到，在火山石细小的缝隙中，有一朵白色的提篮型的小花顽强地迎着太阳。

　　坦桑尼亚：野外测量

　　从法兰克福机场起飞，经开罗，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转机，再经乌干达的乌托比，经过近20个小时的飞行，到达达莱斯萨拉姆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坦桑尼亚，我在这里第三次踏上非洲的土地。

　　也许是看多了西方的文明，非洲那片原始粗犷的大地，那种自生自乐、归属自然的生活，便一日更一日地令我梦飞魂绕。

　　八月里，是旱季。天空是一片灰蒙蒙的混沌。椰子树、芭蕉林和仙人掌都淹没在雾一样的朦胧里。匆匆睡了一觉，我又换乘火车，沿坦赞铁路往西，去找艾比。

　　这是中国援建的铁路。每一块水泥枕木上，都浇铸了一排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1964年，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岛分别宣布独立，成立了联合共和国———今天的坦桑尼亚。为了争取彻底摆脱多年来的殖民统治，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他们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修建这条位于非洲心脏的大铁路，以便将经济作物直接运往印度洋口岸。当时美国为了控制非洲，唆使世界银行拒绝了这笔贷款。这样，所有的非洲产品就必须经南非出口，而当时的南非，是控制在白人手里的。

　　于是，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总统分别访问了中国，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援建的要求。中国政府拿出4亿美元的无息贷款并派出两万名援建人员，与坦桑尼亚三万名劳工一起，用了不到六年的时间，在非洲的丛林中修建了这条长达1800公里的铁路。堪称世界铁路史上的一大壮举。

　　火车隆隆地行驶着，铁路两旁不时可以看到成群的斑马、羚羊，悠闲地低头吃草，一群群猴子在树上窜上跳下，嬉戏玩耍。白色的、灰色的鸵鸟，举起长长的腿，一步步将脚印清晰地印在浅褐色的土地上。落日正缓缓滑向地平线，把天边的云层染成金黄、亮橙、深红、暗紫。

　　伊法拉卡，距离达莱斯萨拉姆不过300多公里，我的火车却咣当了8个小时。下车来，站台上一片漆黑，我搭乘的头等车厢被远远地甩在站台以外。我深一脚浅一脚，一边胡乱喊着艾比的名字，一边提了简单的行李往前跑，挂在最前面的行李车上还有我带来的一辆山地车。

　　黑暗中艾比跑过来，一把抱住我，湿湿的眼睛盯在我的脸上。我挣脱开来，急急忙忙地赶在火车开动之前跑去抢救我的自行车。

　　闷热中又在土路上颠簸着开了几公里的车，车窗是不能开的，否则车轮下腾起的尘土会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们终于到了旅店。艾比说，这是方圆几百里最奢侈的旅店了。

　　是一排很随意地砌成的砖房。推开门来，屋里有两张矮床。一张当了艾比的办公桌，上面堆着笔记本电脑、小型打印机、电源转换器还有乱糟糟的纸；地上，则是几个大铁箱子，仪器，钢钎，锥形的界石。

　　艾比参加的是一项援建坦桑尼亚发电站的项目。他的任务是用全球定位系统测定每一个电线杆的位置。他一个人，带了几个当地的助手。

　　一面墙上有个小门，通向浴室。打开灯来，满墙满地的蟑螂急匆匆地爬进墙洞里。我赶紧把眼睛闭了一分钟。再睁开眼来，浴室里竟然躺着一个与环境完全不协调的大浴缸！抽水马桶黄黄的，沾满了尿垢，漏了满地的水，蚂蚁排着队，在墙上地上肆无忌惮地画着横横竖竖的线。

　　“这可是天堂啊，你不要嫌弃。”艾比从后面用双手环上来。

　　我回过头。才三个星期，他瘦了一圈。脸晒得黑黑的，头发像乱草一样，身上那件淡蓝色的衬衣变成了深灰色。

　　那年，我们5月中结的婚，他7月份就到坦桑尼亚来了。

　　有什么吃的吗？我问。乘了一天车，我累坏了也饿坏了。

　　哦，我没来得及准备呀。我也是一天没有吃饭了。

　　那么我们出去吃饭吧。

　　做什么梦呢！你以为这个地方有饭馆吗？艾比坏坏地笑着。

　　我叹了口气走进公共厨房。成群的蚊子蜂拥而上，在我身上乱叮。伊法卡拉是世界上疟疾病传播最厉害的地方，这里几乎80％的人都患有疟疾，带病毒的蚊子何止成千上万———艾比当然最后也没有能逃脱，这是后话。

　　冰箱很大，空空的没有东西。半只发蔫的圆白菜，一瓶近乎黑色的番茄酱，竟然还有几只一看就是瘦弱鸡妈妈生下来的先天不足的鸡蛋。

　　从抽屉里我又翻出小半包不知何人何年何月剩下来的干面条。

　　我忽然想起三毛的《五月花》，想起她在西非的日子，在荷西给人打工的宿舍里的故事。

　　反正，我得变出一餐饭来。这会儿，艾比已经全然忘记了我的存在，他正趴在他的“书桌”上计算他当天测量的数据。

　　吃过“饭”，我开始把他的衣服泡进浴缸里。我很想把这些根本辨不出本色的肮脏衣物丢进垃圾箱。可是总得有衣服穿啊，我变不出衣服来。

　　于是就拼命地搓揉着，在这闷热的夜里，身上流着汗，头发糊在眼睛上，手上磨起了泡，浴缸里搅动着的是一缸泥浆。

　　我平生第一次做了一回好太太。

　　等我干完这一切回到房间里，艾比已经歪着头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一只手压在键盘上，屏幕上一排排不断地打出一个单调的字母“t”。

　　他每天要在野外工作16个小时。晚上还要计算统计数字。午饭通常是从树上摘水果吃，晚饭要看运气。

　　我还是忽然地感到一阵委屈和孤独。

　　第三天夜里彦茨终于来了。彦茨是艾比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也是我在大学里的铁哥们儿，这次不忍心让我一个人来非洲，特意不顾老妈的阻挠从家里逃出来陪我。我们打算先帮艾比干几天活儿，然后去登乞力马扎罗山。

　　我们三个人坐在厨房昏暗的灯光下聊着天，不停地往身上涂着防蚊油，桌子上摆着彦茨从德国带来的水果茶和蜂蜜，柴油发电机轰轰隆隆很有气魄地响着。我感到很满足，仿佛回到了在德国的时光。

　　艾比有一个助手，一个司机，两个帮忙干体力活的。

　　说是帮忙，是因为我无论如何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这两个小伙子，和这个建筑工地上的大多数工人一样，是没有专门技术的。就是那种每天可以碰到的，站在路边上问“有活儿干吗？”的半大孩子。他们很忠厚、勤奋、努力，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惜体力，不偷懒。他们的工资是每天700坦桑尼亚先令，约合人民币9块钱。

　　这里，你在当地人的饭馆———我是说任何一家草房或木屋，只要有供饭的迹象，像我们这样的外来人看到便会饥不择食地冲进去———吃一碗饭，要花250至400先令。店老板通常是系着花头巾的妇女，先端上一碗糙米饭，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舀出一碗清清的鸡汤，也许有个毛没煺净的瘦鸡腿或者鸡翅膀落在碗底。汤端上桌，她会抽出浸在汤里的手指，满足地放在嘴里吮着，笑笑地望着你。住一天店（就是那种没电没水没被褥的大通铺）是1000先令。我猜，这些价格都是给我们这些人定的，否则那些小伙子们不会抢那份每天700先令的活干。

　　这是联合国援助的一项发展项目。利用高山上冲下来的一条瀑布，意大利人建起一座水库，德国人架几百公里的高压线，挪威人做工程咨询，而门前的公路是中国人修的。

　　艾比的工作是用GPS来测量将要修建的高压线柱的坐标。是一份重复、繁琐、无聊而又消耗体力的劳动。

　　这天，我和彦茨参加了他们的工作。

　　我扛了一支“庞卡”———非洲大砍刀，在没膝的干草丛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不时用手分开横在面前的灌木。荆棘划破了我的胳膊、脸、腿，汗水流进伤口里，火辣辣地疼。

　　彦茨呲牙咧嘴地扛了一块足有20公斤的界石跟在后面，雪白的衬衣上满是汗渍。

　　开路的助手恩达喀很高、很黑、很健壮。一台大而重的莱卡公司生产的专业GPS放在一个专用背包里，他轻轻松松地背在肩上。恩达喀上过当地大学，学的是测绘。在这里他不单是惟一懂技术、能帮艾比摆弄那些仪器的人，也是浑身是劲的大力士。还有，他是我们的安全保卫。当我们在原始森林里披荆斩棘的时候，他的眼睛会很警惕地扫视周围。不止一次，他突然大叫一声：“当心！”我们一行人立时停下脚步。只见眼前竖着一株巨大的名叫“扑扑”的有毒植物。恩达喀说，碰了这植物，疼也是要疼死你的。我出了一身冷汗。

　　恩达喀还会意外地给我们找来吃的喝的。香蕉啦，大树菠萝啦，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热带水果。艾比他们每天的午餐通常就是靠这些水果来维持。当然，如果有幸看到森林里时隐时现的草棚，恩达喀就会一下跳起来，飞奔而去。他会很快地和主人亲热起来，然后，就会有吃食端到我们面前：装在木碗里的米饭，烤得焦黄的地瓜。

　　司机珠玛是个很清秀的小伙子，话不多，习惯像哲学家一样将双眉微微绞在一起，长长的眼睫毛向上卷曲着，有个很漂亮的侧影。珠玛的眼睛十分犀利，日出日落，我们开着车从歇脚的村里到测量点的时候，也正是一天中各种动物们寻食、调情，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时候。珠玛有时会忽然停下车来，远远地指给我们看树上的豹子，浅浅露出脊背的河马，躲在干草丛里的红狐。尽管我们大家都高高站在小货车的车厢里，还拿着望远镜，拼命地看，也看不过他。我甚至开始怀疑，他并不是真的在用眼睛看，而是在用心感觉，冥冥之中在接受那些动物们发出的信息波。

　　我们一行七人。在这非洲辽阔的晴空下，GPS很快就接收到9个测量卫星的信号，显示屏上显示出我们的位置坐标并自动储存。我们用“庞卡”斩去乱草，挖地三尺，再把界石埋进去，用红笔写上标号。就这样，我们走，定坐标，挖地，埋界石。再走，再定坐标，再挖地，再埋界石……

　　后面修建高压电缆的施工队伍正沿着我们足迹，在我们埋下界石的地方竖起一根根电线杆，这个地方，不久将通电了！

　　这一天，我和彦茨每人都赚了700先令。

从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国家公园远眺乞力马扎罗山 Tom　Kumpf/Zum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