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体育讯 第十六章 我在珠穆朗玛峰

　　王勇峰

　　我一直为1988年没能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而耿耿于怀。从北美最高峰回

　　来后的第二年，机会来了。

　　这一年春天，进行了海峡两岸首次联合攀珠穆朗玛峰活动，我也是成员之一。

　　不过队长曾曙生一为确保一名台湾队员登顶，二因对我的登顶实力没底，所以起初

　　他只是计划4名藏族队员为台湾队员吴锦雄保驾，我没有进入突击队的名单。

　　我知道，我只有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一切，只有一声不吭，在突击顶峰的前期

　　建营运输过程中，用事实证明自己的能力。最后台湾队员也为我打抱不平了：为什

　　么不让王勇峰上？这样我才被排进突击队名单。

　　5月4日，冲击顶峰行动开始前一天，突击队员从海拔8300米高度的六号营地向

　　突击营地运动。跟在我后面的吴锦雄因没有节制地吸氧，把瓶中的氧气吸了个一干

　　二净。他实在走不动了，连话都说不出了，我突然感觉到腿上有东西在拽，停下脚

　　步一看，是吴锦雄用雪杖在钩我的脚。我停下脚步，他恳求我把氧气瓶让给他用。

　　我想了想，取下了自己的氧气瓶。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这样做，几乎意味着选

　　择死亡。

　　而我也真的差点儿死在山上。

　　5月5日凌晨，我们6 名登顶队员从睡袋里拔出脚，冲击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时刻

　　到了。

　　这是8680米的七号营地。开尊起来化雪，每人喝了一小杯水，吃了几口糌粑。

　　加措吃了几口就吐了出来。他胃痛难忍，我们都很为他担心，他还能完成登顶任务

　　吗？

　　用雪化水很慢，直到9时我们才出发。

　　近10年的登山生涯中，我一直盼望着这个机会。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不信神，

　　但我希望老天爷保佑，给我们一个好天儿。登顶的任务完成与否，天气太重要了，

　　尤其是在珠穆朗玛峰。天刚一发白，我就扒开帐篷往外看了看，不错。夜里奇冷，

　　至少零下30度。一冷，天就好。

　　一出发，开尊和普布走在最前面，然后是小齐米和加措，我跟在台湾队员吴锦

　　雄的后面。

　　这高度真是地地道道的生命禁区，走出没有20分钟，就感到憋气难受。我把氧

　　气调大一些。看见吴锦雄正坐在那儿边喘气边吸氧，我向他摇摇手，示意他别着急。

　　这时，“第二台阶”已离我们不远。但是，向上攀了没几步，我突然觉得右眼一片

　　模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心不由得一沉，完了，目测不准，怎么向上攀登？

　　一步要是迈错了，就会出事。那么，我的登顶之愿也就无法完成了，生命也会受到

　　威胁。怎么办？我一咬牙，马上做出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大本营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逼我下撤。就是剩下一只眼睛，我也决不能放弃登顶机会。一个登顶队员，

　　一生中这样的机会能有几次？危险，只能靠自己去闯，我相信我能战胜它。横下一

　　条心：死也要死在顶峰上。

　　攀登速度明显慢了很多，体力消耗太大。

　　12时40分，4名藏族队员首先登上顶峰。

　　13时20分，我终于登上了顶峰。激动，使我忘了失明和疲劳。

　　10分钟后，来自台湾的吴锦雄也成了世界上站得最高的人。我们拥抱在一起。

　　吴锦雄激动地喊了一声就哭起来。我们拍拍他，亮出了海峡两岸联合登山队的队旗。

　　这时，藏族队员加措看到我今天的氧气又耗尽了，便把自己还没用的氧气瓶解下送

　　给我。他和几个藏族队员没有吸氧，是无氧登上了顶峰！我很感激他，他真是救了

　　我，凭着这瓶氧气，按我们商定好的当天下撤到7790米的五号营地，是不成问题的。

　　但谁能想到呢？在极度的疲劳和顶峰猛烈高空风的冲击下，氧气瓶还没有放稳，就

　　骨碌碌滚落到山下去了。我懊悔极了，但也没有办法。这个高度，出现意外实在是

　　太多了。

　　我没有想到，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

　　13时40分，我们开始下撤了。没了氧气，再加上右眼失明，我越来越行动艰难。

　　对于我，氧气在这个时候就是生命。由于缺氧，体力极度衰竭，下山时我远远落在

　　其他人后面。眼见5位战友离我越来越远，我明白，自己顶多能撤到七号突击营地。

　　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的陡壁，这里陡得足有90度，一只眼睛难以判断方

　　位，我更加小心翼翼。挂上下降器（一种登山器械）后，我一再提醒自己，慢一些，

　　慢一些，别慌，一定要沉着冷静。但是，下到金属梯一半的时候，右脚突然踩空，

　　一个倒栽葱向山下扎去。这一瞬间，我心里咯喀一下，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完

　　了，这下命肯定是丢在这里了。”

　　因为人在这种情形下就是在海拔低的地方要翻身也是很难的，更别说是在海拔

　　87O0米的高处了。只能是在绝望中“垂死挣扎”了。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踢甩，右脚

　　在岩壁上乱踢。幸亏我是挂着下降器下山的，我左手本能地紧紧抓住下降器的绳子，

　　很快阻止了下坠，头朝下挂在陡壁上。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只觉得上天在

　　帮助我，让我翻了过来。上身终于朝上了。可经过这么一折腾，我一点儿力气也没

　　有了。当我爬到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时，实在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我明白，从

　　眼睛到体力，都是因为缺氧造成的。有了氧气，肌体的血液循环加快，一切才能正

　　常。我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七号营地，我相信那里会有氧气，真有，就是有了生的

　　希望。

　　咬着牙，一步一步挪到了七号营地；上天再次保佑：一是营地的帐篷门没有拴，

　　如果拴死了，我的手指尖已经冻伤，就解不开了；二是里面的3 个氧气瓶里都有氧

　　气，一个压力120，一个压力50 。我一头栽进帐篷，就像饿极了的孩子见到妈妈的

　　奶一样，不顾一切地大口吸了起来。安上调节器吸上氧之后，我才有些后怕。昨天，

　　报话机已经丢失，今天等于一个人下撤。在第二台阶真挂死在那里，或途中滑坠，

　　别人连我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吸完氧，才感觉肚子有些饿。但是，我把随身带的防风火柴划了一整盒，也没

　　有划着火。虽然连口水也喝不成了，但是氧气救了我的命。

　　当时的一篇报道记录了我在山上吸氧时大本营的情况：“再说西藏队员和台湾

　　队员都于当天返回7790米的五号营地，人们惟独不见北京队员王勇峰。”

　　“等到天已黑透了，还不见王勇峰回来，大家都很着急。此时王勇峰的步话机

　　也丢了，大本营无法与他取得联系。在北京的中国登山协会当天晚上已从大本营的

　　电台中得到消息，王勇峰失踪，很可能已经遇难。中国登协有关领导整夜未睡守候

　　消息。直到第二天中午前，大本营的队友们不断地用高倍望远镜向山上降望，也没

　　有观察到任何人影。”

　　“5月6日，快11时的时候，望远镜中突然出现一个小黑点，从突击营地的帐篷

　　里爬了出来，慢慢向山下移动。这简直是死而复生！大本营一片欢腾……”

　　由于有了氧气，我的体力已稍有恢复。最让我高兴的是，早晨一醒来，我发现

　　自己的右眼能看得见了。看来，这只是由于缺氧导致的暂时性失明。但是，现在我

　　仍然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危险，那就是迷路。下山的路早已被积雪覆盖，一个人走是

　　很容易迷路的，而且一迷路就会走到异常陡峭的北壁，根本下不去也绝无力气再返

　　回原路。靠着经验，更靠着运气，我终于回到了五号营地。到了这里就安全了。

　　5月7日上午，守候在7000米四号营地的队友攀上五号营地，把我接应下山。由

　　于在山上冻伤严重，我一回到北京就被送进了医院，截去右脚的3个脚趾。（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