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雷 豪斯顿博士是登山圈中的传奇人物。他是位曾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教育的内科医生，1934年，他参加了首次攀登阿拉斯加山峰的活动；1938年，领导阿布鲁奇（Abruzzi）山脉的纠察队；1950年，作为首位进入尼泊尔昆布峡谷的西方人。同时他也是探索珠峰男侧登山路线的先锋

　　1953年夏天，40岁的查雷和他的老朋友鲍勃召集了一支非常专业的队伍准备发起美国人对K2 的第三次进攻。这支队伍由8个人组成。除了他俩之外，还有 27岁的乔治·比尔，康奈尔大学理论物理学家，推掉了好几次 去秘鲁登山的机会；28岁的鲍勃·格里格．一位在亚斯本做滑雪 教师的哲学家，他曾完成英属哥伦比亚境内Devild·s Thumb的首次攀登。格里格的朋友迪·莫勒纳，是一位34岁来自西雅图的风景画家和地质学家．他曾经登顶阿拉斯加的St—Elias山；26岁的化学工程师皮特．曾成功地探险育空河 托尼是一位27岁的英国陆军上尉，1951年随一支挪威探险队登上了巴基斯坦的Iidrich Mir山；最后是来自依阿华州27岁的攀岩者吉基．他曾参与过阿拉斯加的冰河探险。

　　5月底，他们到达了巴基斯坦．正赶上得知藤辛·诺尔盖和埃德蒙德·希拉里登顶珠峰的消息，他们花了两个月时间将物资．装备运到K2大本营。但是8月初，他们在攀登到阿布鲁奇(Abruzzi)山脊大约7625米高处时，被一场猛烈的暴风雪阻止。9天后，队员们终于可以爬出帐篷．吉基出来时，面朝下跌倒了，失去了知觉。豪斯顿为他做了检查．发现他得了血栓静脉炎，腿部静脉的血液形成了凝块，如果这些凝块破裂并流至肺部，会引起肺部栓塞。在海拔7625米高度，情况非常危急．这实际上意味着被判死刑。

　　 “没希望了，”豪斯顿回忆说：“我们当然不会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我们从来没这样想过。”

　　所有登上顶峰的念头都被抛在脑后。最后他们想沿上山的路将吉基送下山去，但他们意识到整个斜坡可能会发生雪崩，因此放弃了这个方案。格里格和皮特打算沿着东南岩石密布的山脊将吉基送下去。豪斯顿建议其他队员下山，他陪吉基原地等待天气好转，再下撤。但最终队员们没有做任何选择。那天晚上，豪斯顿检查出两块血凝块已进入吉基的肺部。第二天．暴风雪依旧肆虐．他们用一顶帐篷把吉基层层包裹起来，如同木乃伊，他们想方设法安排当时条件下地最佳护送方式。

　　下午2点左右．他们将受伤的队员缓慢移动到大约137米高的一块冰封的突出的扁平岩石上．为了到达那里，他们不得不将吉基拉过一条陡峭的峡谷．在这条峡谷下方．冰几乎覆盖了所有通往冰河的道路。皮特在吉基上方，将自己固定在一条斜坡上，他用破冰镐砸开岩石表面的积雪，然后用绳子固定住吉基．系着吉基的绳子绕在皮特破冰镐的柄上．绳子从背后绕过吉基臀部，穿过他的右手。

　　他们计划将吉基摆过那条峡谷。行动之前．格里格差点被卷进几分钟前的一场小型雪崩中，他解开了和莫勒纳连接的绳子，攀到那块岩石上稍作休息。莫勒纳则始终防备着，努力使自己通过一条松松的绳索．保持与吉基的连接。

　　在莫勒纳与吉基连咸一体的几分钟后，同样站在吉基上方的乔治失去了平衡．从斜坡上滑了下去。摔倒时他抓了一下托尼的脚，托尼也跌了下去，同时，直接牵动了连着豪斯顿和鲍勃的绳子。把他们从原来的位置上拉开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这4个连在一起的人的下滑——除了那条连着莫勒纳与吉基的绳子，托尼在下滑的时候迅速抓住了它。莫勒纳滑下去了， 现在5个人疾速下滑直到拉紧了吉基，吉基和皮特之间有一条单独的绳子连接着。

　　皮特把破冰镐斜砸进冰层支撑。因为他们的下滑而带来的冲击，绳子变细了。像钢丝一样被拉得紧紧的。因为接下来5分钟，他要保证6个人不从山脊上滑下去，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异常困难的。但是在那样一个人们几乎无法思考的海拔高度幸存，这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此举被称为登山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用破冰镐挽住绳索的范例。“如果皮特没有抓住镐柄，那大概就只有的勃可以幸存了”，莫勒纳说。

　　当他们到达一个落脚点时，乔治正躺在一个危险的接近陡坡的地方，莫勒纳的大腿受伤流血了，豪斯顿蜷缩着躺在峭壁的边上，已经失去了知觉。其余的队员努力使他苏醒过来，鲍勃独自来到豪斯顿身边，豪斯顿的眼睛已经睁开了。

　　“我们这是在哪里?”豪斯顿问，“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很明显，受到重创的队伍无法把他们的领队拉上陡峭的山岩。为了尽最后一次努力使豪斯顿清醒过来，并让他明白自己必须做什么，鲍勃抱住了老朋友的肩膀：“如果你还想见到你的朵卡丝和帕妮(豪斯顿的妻子和女儿)．你就马上从这儿站起来！”豪斯顿挣扎着站了起来。

　　现在必须把伤员送到隐蔽而安全的地方。吉基由那两把冰镐支撑着，安全地停留在峡谷中。其他队员转移到一片布满岩石的肋拱形山坡的另一边，在那里搭起了帐篷。豪斯顿，乔治、皮特和莫勒纳被挪到了里面，其余3个人返回峡谷去找吉基。当他们到达时，破冰镐不见了，吉基也失踪了，看起来像是一场雪崩冲进这条峡谷带走了他。鲍勃后来描述说：“就像是上帝之手带走了他。”

　　 第二天早上，队员们发现他们正沿着一条缠绕着被撕裂的绳子和破碎的睡袋的路向下爬着。豪斯顿首先认出了绳子：“很显然，我们正在沿着吉基被卷走的路线向下爬，我们正在沿着吉基的血前进．”他回忆说．“血．到处都是血……我们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说一句话。”

　　 4天以后，7个幸存者在大本营相遇，他们无法相信自己活着，朋友却已长眠于雪山之中。每个人都有些震惊，有些发愣地站在那里，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搬运物资的民工们在距离冰河61米高的一块石头上，选了一个醒目位置垒起了一座圆锥形的石碓献给吉基，直到今天。这个石碓仍然立在那里。

　　 在结束死亡之旅的那天下午，我爬到吉基的纪念碑那里，那儿有一大片赭色的岩石，现在，这片岩石被刻有悼文的盘子和长柄锅盖装饰着，那是献给长眠在这里的男女登山队员的。我看到一队巴基斯坦向导在下面，他们正在搬运1997年死于雪崩的6个日本登山者的尸体。像杜利·伍夫一样，他们的尸体最近被人从冰河中发现。向导们把尸体堆叠在一起，用塑料包裹好，然后在上面放上冰块保持低温。直到找到可以用于火葬的木料，他们才能够被运回大本营。凛冽的山风刮起来了，盘子和锅盖敲打着岩石，敲出令人忧伤而超凡脱俗的调子。

　　 在那一刻，将K2喻为屠宰场一点也不夸张——一个注定与死亡相联系的地带。几个月后，当我返回家乡第一次遇到查雷·豪斯顿博士，我才认识到K2还蕴涵其他一些韵味——一种展现在登山运动之外的别样魅力。

　　 2003年夏天是吉基遇难50周年纪念。2000年乔治去世之后。其余6位队友仍然召集联欢，正是在K2上的团结精神把他们又紧紧联系在一起。豪斯顿这位8月即将步入90高龄的老人坚持说：“我们并不是什么英雄，我们所作的是一项不得不作的工作，我们不会去计算如果我们死了，将会有多少人被K2吞噬生命，因为我们相信自己会活着，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肯接受人们称我们为英雄的原因，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做过什么。”

　　 他的理性态度令人钦佩，但他的这种态度却无法评判他与他的队员们的行为。事实上．吉基死亡的命运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他们完全可以放弃对他的救援。他们的这种无私精神在他们自己眼中也许根本不值一提．更谈不上英雄行为．但从某种意义上更说明了没有什么比这更显英雄本色。

　　 一位研究K2的史学家吉姆·卡伦说：”查雷和他的登山队回国后的第二年，意大利人终于胜利到达顶峰，但在所有登山队伍中，查雷的队伍是其中最优秀的一支，但不幸的是，历史已翻过了这一页。”

　　 尽管如此，1953年发生在K2上的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现在已成为登山运动中广为流传的轶闻之一，在包括喜马拉雅山脉的攀登史上，没有比这更令人深思的了。

　　 “这轶闻使我们明白K2远比珠峰更具魅力。这不仅仅是因为攀登技术层面上的困难，也不仅因为K2呈现给攀登者们抒情诗般的幻境，而是通过豪斯顿和他的队员们的行动，K2向人们诉说一个更有意义的故事。”我钦佩那些 1954年首次登上K2的意大利人，但我更加敬佩1953年没有登上峰顶的美国人。他们是高尚而伟大的人，他们是以一种你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崇高的方式失败的，他们带给我们的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启示。“英国作家和登山者吉姆·卡伦说。